北京时间1月15日至16日，北京召开了共青团十七届五中全会。有观察者称，此会对共青团的意义毋庸置疑，但却未在舆论场中激起太多涟漪。这似乎也在一定程度上映照了共青团系统在当下中共整体架构中的位置处境。
改革开放以来，共青团在中共党内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作为中共联系青年群众的桥梁纽带，一是作为党政系统官员的人才储备基地。目前来看，共青团的第一个功能呈现出有所加强迹象；其第二个功能却已严重弱化，外界所称“团派”官员整体下行的状态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导致中共接班人团队培养体系的变化。
接班人的“养成所”
过去数十年来，共青团在中共体制内的凸显，从此出身官员跻身高层，有特定的历史需求。其主要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陈云等人带领一批复出的老干部拨乱反正，文革期间冒头的正值中年的官员让贤退位。整体官场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胡耀邦从共青团提拔了一批较具开放意识新青年成为重要补充，并成为推动改革的一股重要力量。
由此逐渐在中共党内形成一种趋势，也就是将共青团作为中共精英人才的培养基地，或者说是受到中央垂青的较具年龄优势官员上位的阶梯。再加上胡耀邦与胡锦涛两任中共总书记一定程度上的扶持助推，终于在近年来形成共青团官员大规模入席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景观，虽然拥有共青团经历者数量均未过半。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共青团其实是担当了中共党内精英人才的一个特殊的上升渠道。坊间所称“团派”官员大多并非入仕即在共青团，而是具有特殊标签、有特殊际遇或是在某一领域表现出特殊才能并受到中央重视之后，才被安排进去，然后才取得相对团外官员的跨跃式升迁。比如，胡锦涛甘肃任职时受到宋平赏识，汪洋在安徽铜陵推动改革时受到邓小平提点。历史环境和他们个人特点是其仕途的主要影响因素，但是“伯乐”的注意也是难以忽视的推动作用。
事实上，一般起步于基层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者，几乎都有这样的经历。中国官场人员规模庞大，竞争激烈，即使是表现良好，每5年一次的换届选举都不错过而逐级而上的话，升迁速度也十分缓慢。根据规定，如果一点不耽误，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在其60多岁退休之际能够攀爬到省部级就已经是巨大而能够傲视同侪的成就。官员进一步极为艰难，除非有着极为突出的素质才能，并且有着特殊的际遇和幸运。
2011年，中国政法大学行政管理研究所所长刘俊生曾对所有“60后”正副部级官员的履历进行分析后发现，80%的“60后”都有被破格提拔经历。如果再往前追溯10年，生于1950年代的官员，破格提拔者更多。当前位居中共高层者，如中央委员及其政治局委员，大多数都被破格提拔过。
因此或可认为，中共党员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分化。其中的有某种背景符号，或是受到高层重视、能堪大任的精英人才，是相对于大多数的特殊群体，需要有一个不同的快速上升途径，除了破格提拔和如蜻蜓点水般扶摇直上的情况，就要属共青团系统算是一个相对常规的渠道和平台。
接班人制度大变
不过，当中共组织体系被腐败和特权深度蛀蚀的背景下，这三种方式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感染、被利用。这或许是今日“团派”下行观感产生，老将纷纷超龄留任，而70后群体晋升困难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因此，中共人事组织体系成为反腐党建的重要一环。这也就必然涉及到中共领导层接班人制度的变化。
其实还应考虑到，“文革”之后，经过改革开放30余年的党建重建，中共人事组织任用体系日渐完备，党员规模急剧膨胀，不再缺乏高学历、有视野的人才。而且通过近年来共青团系统出身和长年基层历练的官员群体的对比，后者有经验、能力强、有全局观，长于执行和实践的优点凸显出来。这些也正是在中国党内国内矛盾突出、亟需改革的背景下，当下中共执政者特别重视的素质。那么，共青团作为中共精英人才储备基地和上升渠道的作用亦将受到限制。与此同时，中共领导团队接班制度也在进行大幅调整。
有观察者认为，在共青团渠道被“弃置”后，破格提拔和蜻蜓点水般快速上升的两种案例明显增多。其中的很多官员都已在地方和基层长期历练，部分人确曾表现出较为突出的能力素质，因此被评为“大器晚成”。这一现象已经初步显现于领导人集体换届的中共十八大期间。在过去三年里，反腐“清党”导致大量岗位空缺，顺势补位者大多来自地方和基层，而不是传统作为储备基地的共青团系统。
目前坊间所归为“团派”高官或是有边缘化迹象，或是晋级困难。虽然不排除中其中部分人士继续凭借其在中高层的规模优势继续有所高升，但是在中共人事任用思想和体制已然生变的情况下，其晋级空间将比较有限。这可能也意味着，本来就有所夸大的所谓“团派”印象，将很快消逝于中国政坛。自当前一代曾有共青团经历的省部级以上高官之后，该体系将再难推出中共高层领导人，尤其是中共总书记。
目前来看，中共高层领导团队，尤其是中共总书记人选，仍然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制度化的生成机制。或者说，这种机制一直在经历着适应、变化和完善过程中。不论如何，很多条件是他们所必备的。例如，较强的综合水平和专业能力、已存在的中共领导集体的认可、起步基层、多方历练等等。当然，还少不了对中共、国家制度的忠诚。另外，领导人的外在个人形象、舆论印象、身份标签等，也在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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