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邓小平对习仲勋不公反而令习近平从中受益》，向读者和听众们分析了为什么说习仲勋本人在中共党内“从不整人”的好名声，客观上影响了日后的中共接班集体成员对习近平的另眼相待。而习仲勋因为不受邓小平待见，先是与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正国级职务失之交臂，继而又被迫提前离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离京休养的这段不公平待遇更是被江泽民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尤其是在江泽民已经身为党的总书记，邓小平也已经把军委主席位置交给了江泽民的前提下，对外声称已经“完全退休”的邓小平居然还可以通过杨尚昆向江泽民传达他的“御旨：“批准“习仲勋即刻离京休养”，连个回到全国人大办公地点说声告别的时间都不给，自然会令江泽民以及其他台前的接班集体成员对习仲勋心生同情。
在对习仲勋心生同情的前提下，再用习仲勋的自觉自愿脱下军装，常年坚持基层工作的习近平与当年和习近平同年穿上军装，邓小平那利用总参装备部长职务倒卖军火大发横财的三女婿贺平相比，结论可想而知。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旧金山发生了一场被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火走私案”侦破行动。这个代号为“火龙行动”的侦破计划,当时因为保密工作没有做到家而被迫提前收网。逮捕行动的当晚，美国各大电视台播出的的八名被捕嫌犯照片,七名是黄脸黑发的在美华人;联邦警方通缉抓拿的另外七名嫌犯,则全部是中国大陆两家最大的军火公司的犯案者，军方保利科技有限公司的驻美代表、北方兵器工业总公司大连公司的高级主管等。
当时有报道说，曾庆红手下专门为江泽民成立的一个“国外动态参编小组”摘编了一份很有代表性的美国主流媒体文章,大意是说时任美国总统柯林顿若邀请江泽民访问华盛顿,美国人民不但要当面就“六四”问题发难,如今又有了一则与美国人们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谴责江泽民的内容,那就是向美国黑社会和犯罪集团输送杀人武器。一位美国联邦议员更是直接给柯林顿写信,质问“中国政府经营的制枪厂,在我们美国的街上出售杀上武器给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还要给中国政府贸易最惠国待遇?为什么还要计划邀请中国的江泽民到华盛顿访问? 所以当时正在积极争取自己的正式访美早日成行的江泽民为此事气急败坏地摔了一只茶杯。
江泽民的茶杯摔碎之后,时任总参装备部部长兼保利公司董事长、邓小三的公女婿贺平一边指示部下发表声明反指美国媒体“诬陷”；一边在电话里威胁江泽民的秘书说要到中南海新华门击鼓鳴冤。
从美国司法当局当时公开的行动过程的部分内容看,这项行动的计划之初,就已经把捕猎目标定为中国两家最大的官营军火公司,保利和北方。而且，更具体的目标是要将这两家公司的主要负责人抓拿归案。当时的美国媒体，纷纷点出王震儿子王军和邓小平女婿贺平的大名，称他们为中共“军火太子党”。凡是关于“中国国营军火公司走私杀人武器来美”的相关报道,几乎都不忘强调一句“邓小平女婿等中共高干子弟的公司”。但事实上，贺平与王军二人只是直接和间接控制同保利公司。至於北方工业公司虽然与他们的保利公司有密切的业务往来,但他们两个人对北方工业公司确实没有操控权。但是,时任北方工业公司董事长来金烈和总经理张俊九,都没有被美国媒体点名指责。所以,当时北京城里的“太子党”成员们,兴灾乐祸之余,也奇怪“美国佬为什么偏偏与邓小平和王震的子女过不去?”
在美国CIA和FBI的相关档案里,贺平的内容也许比王军的更为丰富、更为精确。因为美国政府当年抛弃台湾与中共政权正式建交后，中共政权驻北大使馆向美方提供的首批馆员名单中,便有贺平和他夫人邓榕的大名。当时贺平担任的具体职务是中共驻美国大使馆武官处助理。当时的贺平其实是刚刚穿上军装。与此同时，也是刚刚穿上军装的习近平当时上了军委秘书长耿飚的秘书。
在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共专门对外从事军火生意的保利公司正式以中信公司子公司名义对外挂牌之初,才从美国回国不久的贺平即开始以解放军总参谋部装备部副部长身份兼任该公司副职,王震的长公子王军则中国投资信托总公司副总经理名义兼任该公司总经理。
而此时的习近平已经自愿脱下军装，到河北正定县当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相当于军队的正团级，而此时的贺平已经是副军级，相当于地方的副省级。
一九九二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之前，在讨论王震即将交出国家副主席位置的继任人选时，邓小平向江泽民转达王震的提议：应该在“党外人士”中安排，江泽民征求各方意见后，向 邓小平报告当时担任民盟中央主席的费孝通在党外人士里德高望重，邓小平的回复是他已经接受了王震的要求，抬出了荣毅仁。其中幕后的交换条件是荣老板把整个中信公司拱手让出，王军升任中信总经理，还有另外一项，那就是王军捞得中信公司实际一把手职位后即把对保利公司的控制权全部交给贺平。
此后的贺平更加肆无忌惮，无论是进口军火还是出口军火均可以从中获利，直到发生了前面介绍的向美国走私军火导致江泽民的访美计划差点泡汤。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是提到对高干子女们的评价时说，“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中共高干子弟中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生活中失去的太多，要尽情享乐来弥补；一种是认为时间耽误得太多，要加把劲学习、工作，不断完善、充实自我。
其实，持所谓弥补态度的中共高干子女们在他们的父辈重新得势之后的一贯表面岂止是尽情享乐，完全是在向国家，向社会大众疯狂无度地索取。邓小平活着的时候，他们不但在经济上进行疯狂索取，政治上也贪得无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和他的丈夫贺平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而以他们公婆二人为代表的那一票中共元老子女也是当年的习近平最不屑与之为伍的。后来，随着邓小平等政治元老政治上的的去势和自然寿命的终结，以邓榕和她的丈夫贺平为代表的一整批以权易钱的太子党成员的经商活动由疯狂转为收敛，甚至由公开转为地下，其官场上的个人荣耀，无论是军内高职还是人大代表，无论是政协委员还是党代会成员，也大都被逐步取消，而象习近平等一批为数不多，坚持从基层从政做起的政坛太子党则成了中共统治机器的中流砥柱。
中国大陆官方审查通过出版的《习仲勋传》中描述说：习仲勋离开领导岗位后到深圳休养，中央一直关心着他。在深圳的十余年时间里，凡是到这里视察工作的中央领导都要看望和慰问习仲勋。2000年2月，江泽民到深圳视察工作，一下飞机就先到迎宾馆看望习仲勋。他与习仲勋互致问候，亲切交谈，并说，你培养了好儿女。
有大陆网友读罢《习仲勋传》的上述文字后调侃道：不是因为习仲勋的儿女太好，而是邓小平的后代太坏。
这其实已经是江泽民第二次到深圳看望习仲勋。两次看望时习近平是否在场外界不得而知，但江泽民2000年月日月看望习仲勋的时候，特别提及“你培养了好儿女”，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一度对邓家子女，特别是被邓小平三公主邓榕和三驸马贺平深恶痛绝却又敢怒不敢言的江泽民眼见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在政治上那样“成器”，自然感慨，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当时的江泽民已经在为隔代指定接班人做准备了。后续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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