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纵览中国 作者: 余杰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落马，虽然有西方媒体称之为“政治地震”，但人们似乎对这场“地震”漠不关心。
近二十多年来因腐败问题（其实是政治斗争）落马的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包括孙政才在内一共四人，其他三人分别为：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陈希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良宇以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此三人的落马，所掀起的风浪，个个都比孙政才要大得多。
陈希同以六四镇压的“功臣”身份居功自傲，对邓小平未能“论功行赏”深感不满，对捡到便宜、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直升总书记的江泽民一直不服气，最终被江泽民扳倒。而司法机关公布的贪污罪状，无非是放在办公室抽屉中的几台高级相机，今天看来几近儿戏。
从底层打拼上来的陈良宇，在上海的政绩远胜于接替他的习近平。陈良宇在上海颇得人心，本来有希望上调中央，却因为行事为人过于桀骜不驯，特别是不愿服从胡锦涛和温家宝的经济政策，而成为胡温借打击上海帮立威的牺牲品，江泽民亦爱莫能助。
薄熙来则是近年来惟一遭到整肃的太子党成员。薄熙来张扬的作风在党内不受欢迎，被贬斥到重庆之后，以“唱红打黑”争取民心、觊觎大位，与胡温及即将接班的习近平势成水火，终因王立军逃入美国领事馆事件而身败名裂，沦为被监禁终身的阶下囚。
此三人过山车式的人生，以及所呈现出的中共激烈的派系斗争，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然而，此次孙政才的垮台，却未能像他的三名“前辈”那样，既被国内民众热烈讨论，又被国际媒体广为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中国民众及国际媒体对中国的高官落马出现了“审丑疲劳”。习近平刚开始“打贪”时，人们对倒台贪官的各种生活细节充满好奇心，如周永康与央视花旦“车震”、薄熙来夫人谷开来毒杀英国情人、徐才厚家中抄出一顿黄金等等。然后，越来越多贪官落马，愈来愈多离奇故事，使得人们见怪不怪，对相关报道再也提不起更大兴趣。毕竟，贪官抄没的财产一分一毫都不会分给百姓，肃贪是“神仙打仗”，跟平民无关。
习近平式的反贪，无论风暴如何猛烈，亦无法让民众对中共“廉政”树立信心。有网友统计，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由205名中央委员、171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迄今已有16名中央委员、16名中央候补委员落马，犯罪率相当于8.51%，是中国民众犯罪率的21倍。这数字确实惊人，表明中共高层的腐败已然深入骨髓。
而逃亡富豪郭文贵在美国频频“爆料”，其情节之腥臭、淫秽，早已超过中共官方公布的腐败案件。人们更愿意翘首以盼郭文贵如同说书人般的网络直播，而对中共自行反贪的新闻报道兴趣缺缺。对此，旅美经济学者何清涟在评论文章《塔西佗陷阱正在形成黑洞：郭文贵启示录》一文中指出：“当政府部门或某一组织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种结果的出现，正表明中共“自作孽，不可活”。
其次，孙政才实际上早已失势，且才能平庸，仅有“储君”之传说，而无“储君”之名与实。他被习近平拿下，只能是乖乖束手就擒，连鱼死网破的挣扎都没有。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政治斗争，所以观众自然觉得索然无味。
孙政才的发迹，是在2006年12月的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根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提名，孙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时年43岁的孙政才是当时温家宝政府中最年轻的部长，有“少帅部长”之称，一时间可谓风光无限。然而，孙在农业部长的任上并无太大建树，后来任职吉林、重庆等地，亦政绩平平。坊间普遍认为，孙虽是学者出身，但并无干才，是靠讨好温家宝而获得升迁。孙在北京市任职期间，曾将北京郊区的大块土地低价批给温家宝夫人开发房地产，由此获得温氏家族的信赖。温家宝的儿媳生孩子时，孙作为堂堂部长，居然在床头充当医护人员，恭恭敬敬地端茶送水，宛如温之家奴。
2012年年底，温家宝在退休前成功地将孙政才推入政治局，有意将其培养成隔代接班人——未来的国务院总理。然而，孙虽然有了政治局委员的金字招牌，却能未留在中央掌握关键部门，五天以后被外放重庆，接替已升任常委的张德江，继续“肃清薄王余毒”。这一任命，显示新党魁习近平并不信任孙，重庆并不是一个可以建功立业之地，薄熙来之覆辙随时在等待着孙。
果然，中央巡视组在重庆巡视之后斥责重庆当局“肃清薄、王余毒不力”，敲响了孙政才之丧钟。爱戴名表，女儿留学康奈尔，妻子与令计划夫人关系密切……不知是哪一根稻草压倒了孙政才，但他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名“出局”的“局中人”。
第三，过去人们对共产党内斗有兴趣，是因为人们希望共产党的内斗让其黑箱政治和铁桶统治撕开一道口子，甚至使之成为中共统治崩溃的导火索。专制政府的崩解，很多时候是因为上层内斗，内斗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就会出现开明派与民间力量联合，进而击溃保守派，带来新一波民主化浪潮。苏联的解体就是如此，如果不是保守派贸然发动八一九政变，软禁戈尔巴乔夫，就不会有叶利钦顺势而上，走上街头，诉诸民意。
然而，薄熙来事件之后，人们失望地发现，内斗不仅未能削弱共产党的统治，反倒成为习近平进一步集权的借口。共产党的内斗固然残酷无比，但中共高层暂时不会掀翻桌子，让“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没有饭吃；而是经过一系列内斗之后，重新完成派系间的妥协与平衡，形成某种“超稳定结构”。
但是，中国的情形恰恰相反，六四屠杀之后，中共上层再也没有真正的改革派或开明派。人们曾寄希望与“胡温新政”，结果望眼欲穿而一无所有。当习近平上台之际，又有人因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算是党内温和派，而对习近平寄予厚望。然而，习近平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又让这部分人垂头丧气、瞠目结舌。
习近平对薄、周、令、徐、郭集团的清洗，是文革结束后中共党内的最大规模的清洗，超过了六四镇压之后对赵紫阳及其班子的清洗。而这场清洗，树立了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并使得习近平进而追求“领袖”与“统帅”的荣耀，以及在中共党史上与毛泽东、邓小平并肩而立的“第三人”之地位。
习近平与被他整肃的政敌（包括像孙政才这样算不上政敌的“潜在威胁者”）之间并无是非善恶可言，双方都是独裁机器上的螺丝钉。所以，人们对中共党内厮杀的观赏兴趣节节下降，孙政才落马事件的“收视率”几近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