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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父亲是“忠实走狗”也未逃脱厄运 胡适次子胡思杜的悲慘人生

作者:沈虎邹、吴名、岳南

今天的人们或许还记得,但对他的想必知之甚少。对于胡思杜在大陆的凄惨遭遇,知道的人怕是更寥寥无几。我们重新来挖掘这一史实,为的是让后人能够明白历史真相,以此来纪念这一死去的胡适后人。

胡适1917年在安徽与江冬秀完婚,两年后长子出生,取名“祖望”(又名“思祖”),是为了纪念胡适的冯顺弟。幼子思杜,出生在1921年12月17日,这天正好也是胡适的生日,取名“思杜”是为了表示对恩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感激之情。

胡适为国家奔忙,长子思祖经常跟在身边,幼子思杜经常跟在江冬秀身边,但是一般都喜爱最小的孩子,胡适也一样。在现在保存下来的胡适给胡思杜的信中就有许多父爱的语言,而且几乎每封信都有他催促儿子给自己写信的内容。

胡思杜少年时候患有肺病,时读时辍,所以胡适专门请家教辅导两兄弟,其中有一个家庭教师,就是胡适的弟子,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罗尔纲。罗尔纲当过小学教师,对付小孩子有一手,把两兄弟管教得服服帖帖的,其它老师教不了多久就要走人,罗尔纲一直教了五年,所以他对胡家也比较了解。

在罗尔纲晚年著的《胡适琐记》中,有一章提到了胡思杜,说他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少年:论举止行为,对老保姆杨妈、在他家做杂役的小二,亲如家人,一点也没有阔少的架子;论天资,两天能看完《水浒传》,又唱得一口郝寿臣的好戏;论觉悟,小小年纪就“高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是非分明”。

胡思杜不怎么好读书,“善交,好玩乐。”抗战开始后,胡适赴美任驻美大使,1939年胡祖望赴美到胡适母校康乃尔大学就读。胡思杜则随母亲避难,胡适委托一位竹姓朋友照看他,1940年11月9日,这位竹姓朋友写信给胡适:“小二在此读书,无甚进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恶习,请兄赶快注意。”

胡适青年时在上海堕落过一段时期,他怕幼子蹈他复辙,于是在1941年5月安排思杜赴美,进教会学校海勿浮就读。

胡思杜在美国一直呆到1948年夏,他回国的原因据原清华大学校长也是胡适友人的傅斯年说法:“因失学之故,养成不读书的习惯,对于求学一事无任何兴趣,连续两个大学,均未毕业,并于适之先生回国后染上吃喝之习惯,遂于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国。”

胡适当时对这个儿子有一点恼火。胡思杜回国后,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里面也含有要他多读书长学问的用意。

1948年12月,北京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开展“抢救运动”,出动飞机接走身陷于北京的专家学者。胡适作为国际名人知名学者,排在被“抢救”的第一批。但是胡思杜不愿意随父母南行,具体原因不明,只是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为此感到很难过,不愿意扔下小儿子,却又没有办法,只给思杜留下许多细软和金银首饰,说是让思杜结婚时用。之后夫妇二人乘傅作义安排的飞机飞到了南京,后赴美国,1958年定居台湾。直至老死,没能再见幼子一面。

1949年1月,胡思杜调到北大图书馆,为胡适留下的书籍编目。9月起,胡思杜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1950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在美国的母亲江冬秀,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

“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但这样的生活很快破。

胡适当时被称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作为胡适的儿子,胡思杜背负着与生俱来的罪孽。但他急切的想要融入新的社会,想要被新的政权肯定。于是他主动上交了胡适留下的一箱财物,并顺应要求,努力“改造”自己的思想,表现十分积极。他写了一份思想报告《对我的父亲――胡适的批叛》,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表示与胡适划清界线,这一举动得到了上层的赞赏,使他得以在毕业后能够到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教历史。

胡思杜在文章里有些话是很伤人的,直接将父亲胡适斥为国民党的“忠实走狗”;说胡适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并开列了这位“战犯”的种种罪状,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结合”、“甘心为美国服务”等。

1952年11月,胡适应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的邀请,自美国飞抵台北讲学。蒋介石专门邀请胡适吃饭,并拿出香港《大公报》上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不料胡适竟笑着说:“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番话多少有点无奈和自嘲,而且他也不相信这是儿子的真心话,后来他将剪报贴进日记中,批注道:“小儿此文是奉命发表的”。

胡思杜以为与胡适划清界线,就可以摆脱父亲的阴影,无所扯绊的投入新社会去了。他显然低估了胡适影响力,也低估了新政府的决心。他是有原罪的,这个罪至死方休。

这场批判风潮持续了十个月,范围广力度大,彻底地把胡适批透了,以至于“胡适话题”变得不新鲜,在文革里人们也懒得抓这根辫子。在这场批判中,胡适被扣上了许多骂名,如“异族胡适”“文化汉奸”“胡适这个妖怪”“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出卖祖国的最无耻的卖国贼”。胡思杜是“汉奸”“走狗”“卖国贼”的儿子,压力可知。

胡思杜生命最后几年唯一的亲人是他远房堂兄胡思孟,其他亲戚如堂兄胡恒立,舅父江泽涵等,身份都是党员干部。胡思杜怕连累他们,不常往来,而胡思孟是个工人,目不识丁,没什么好怕的(胡思孟在文革中被打为“黑帮分子”)。

因为成分不好,胡思杜一直没交上女朋友,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都不愿意了,直到三十好几还是单身度日。他一直努力工作,尽量乐观,以为会得到新社会的容纳,但却一直是二等公民。

他一直想入党,到了1957年,中央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认为贡献的机会来了,就积极主动的给他所在的院部领导提了关于教学改革的建议。没想到一昔风云突变,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终于承受不了打击,在1957年9月21日,这一天夜晚,绝望中他上吊自杀了。

留下一封遗书给胡思孟,满纸辛酸: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也只有你了。你来了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个同事,他会告诉你我的一些情况。你是我最亲的人了,现在我已经死了,你不要难过。你能吃苦耐劳。我留下的六百多元钱,公债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学的话,供给他们上大学。一个手表也给你,留个纪念。希望你们努力工作,你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为社会主义立点功。”

胡思孟赶到他所在单位的时候,看见大院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有批他的,也有批胡适的。胡思孟把胡思杜埋在郊外空地上,立了个小木牌,如今已经找不到了。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他从“泛亚社”香港来电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5月,当胡适正在台湾作完关于五四的广播时,在5月4日这一天,也是从“泛亚社”香港来电传胡思杜“去年八月自缢身死”的消息。对此,胡适将信将疑。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因心脏病遽死。

胡适、江冬秀至死也都不愿相信思杜已死,在胡适的葬礼上,江冬秀问大儿子思祖:“思杜也知道你父亲的死讯吗?”思祖想了想,对母亲说:“他已先于父亲离世了。”江冬秀大吃一惊,问思祖消息出处,思祖答是在美国听中国 大陆来人讲的,他怕父母伤心,一直也没有报告给他们。江冬秀听到噩耗,昏了过去。

1980年11月,也就是胡思杜死后23年后,他被组织上重新审查,以错划为右派平反昭雪。

一个时代的悲剧,应该结束了。

来源:摘自2012年第6期《人民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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