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新兴经济部门主管鲁宾（David Lubin）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中国上一轮的刺激措施创造了正面的回馈环，导致美元贬值，促使资金涌入新兴市场，中国也因此受益，更创造了全球同步成长。但中国最新一轮的刺激措施，无法产生上述效果，主要因为中国面临的政策困境，以及中国转向更消费导向的成长模式。
中国的政策困境在于：该国有GDP成长目标，也有金融稳定目标，但因中国成长模式依赖信贷的本质，因此无法同时达到2个目标。提高GDP成长意味了增加债务，将产生金融脆弱性；增加金融稳定意味了必须去杠杆，又会伤及GDP成长。
这种政策困境首先发生于2012年左右，此后中国的回应就是一连串的政策摆荡：有时候将成长列为优先，有时候将金融稳定列为优先。
但随着时间演变，中国的政策困境似乎变得更剧烈，换言之，增加GDP成长1个单位，对金融稳定构成的威胁远大于过去。由于中国债务水准已居高不下，牺牲金融稳定对北京当局造成的不安也更甚于以往。
中国的政策困境变得更剧烈产生了2种后果。首先是，中国在上述2大目标之间的摆盪更为频繁，结果便是中国的政策周期越来越短，在2009至2012年的刺激周期后，紧接着是2013至2015年的去杠杆周期，然后是2016至2017年的刺激周期，2018年年初开始实施的去杠杆周期才为时仅几个月。第2是，中国每次在2大目标支间摆荡时，转换时的强度不若以往。这是全球对中国最新一轮刺激措施不该抱持太大期待的原因。
中国最新一轮的刺激措施，无法产生上述效果的另一原因是，中国转向更消费导向的成长模式，过去靠投资和出口拉抬成长的模式正在减弱，反而更加依赖中国的消费者。过去5年，消费对中国GDP成长的贡献已超过60%，高于10年前的45%左右。而中国消费支出对全球商品价格、全球贸易、甚至欧元区经济造成的正面溢出效应，可能比过去小很多。
来源：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