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恰好是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大幅增长的一个时期。2013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10亿以上的峰值，是当时美国总人口的三倍多。将这一庞大的年轻奋斗群体与全球供应链连接起来，不仅让中国工厂占据了比全球其他低附加值生产商更大的人力成本优势，也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储蓄池，为投资项目提供资金。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收入迅速膨胀的中国年轻工人选择大量储蓄。这些资本随后又回流到更多工厂和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中，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比较优势。
但这一切正发生逆转。
根据联合国预测，15-64岁的中国人口已较2013年减少约1,000万，到2035年将减少约8,000万。2010年以来，中国的高储蓄率也在下滑，而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在2010年达到峰值。除人口结构外的其他因素也在发挥作用：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出口增速放缓，让企业储蓄承受压力。而储蓄增长还可能进一步放缓。为了保持经济高速扩张，中国需要大幅增加海外资本的引入，或是发生逆转大大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抑或双管齐下。所有这些都在以远超出许多人理解的速度发生。
当中国向世界打开国门时，中国的人口优势恰好接近顶峰，而且不只相对于美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这一定程度上是运气使然，当然也与当时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英明的经济决策分不开。从1990年到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较高的67%进一步上升到将近75%。而美国的这一比例从未超过67%。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其他所有低收入国家在此期间的总体比例最高也只有62%左右。
因此，中国只有不多的时间利用自己的巨额储蓄打造下一代全球科技和商业领军企业，然后就将面对庞大的老龄人口供养问题，而与此同时，中国可以使用的劳动力却迅速萎缩，劳动力成本也越来越高昂。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由国家主导的效率低下的金融体系如果不迅速纠正，可能会成为潜在的致命问题。在这个体系下，大量储蓄被不断浪费和输送给臃肿的国有企业。
要想破解这一难题，更好的办法也许是把大量财政资源从扶持臃肿低效的国有巨头的项目中释放出来。充满创新精神的雄心勃勃的中国人可以把这些资源利用得更好。
来源：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