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凝固的一刻——惊闻余英时兄仙逝

2021 年 8 月 8 日上午 12:50

作者：陈方正

余英时先生（1930-2021）在书房

今早刚如常吃完牛奶玉米片的时候，电话响了。意想不到竟然是淑平，她一般是不会在十点之前来电话的，所以觉得有点奇怪。“余先生睡好几天了”，她开口便说。“什麽，睡好几天了，不是生病吧？”我不太明白。“不，一直在睡呢。”她回答。“哎呀，那怎麽成，没有送到医院去看吗？”我还是不明白。“已经走了好几天啦。”她有点忍不住了，但我仍然没有会过意来，还在追问到底是怎麽样一回事。“哎呀，余先生已经过去好几天啦，现在都已经入土为安了！”她这才直说出来，顿时令我五雷轰顶，不知所措，呆在那里只能够“呀，呀”的叫。“他不是在八月一号星期天早上和你通过电话的吗，跟着十二点左右（按：美东时间星期六的午夜）还和耀基通了电话，然後去睡觉，梦里就过了，再没有起来。”她继续说下去，一边回答我的问题，“我们这里办事情很快，英时的父母的墓都在普林斯顿，所以他就葬在他们旁边。啊，是的，当然有个仪式，学校东亚系里面的人像Peterson他们都来的，女儿们也来过，现在都已经回纽约去了。我惯了一个人到处跑，自己处理事情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朋友也多，不用担心。”这样，再三请她节哀和保重身体之後，就只好挂上电话了。
虽然这一切都好像仍然不太真实，但也就没有时间去让心情慢慢平复，必须硬着头皮去通知外甥梁其姿，因为她在台湾的熟人多；以及金耀基——本来淑平是先找他的，只不过没有接通而已；当然，还有大学校方和国内的那许多学界朋友。幸好现在整个世界都已经被无远弗届的电子网络覆盖在里面，只需在手机上按键消息就立刻传扬出去，跟着网络就沸腾起来了。
和英时兄相识已经超过一个甲子，但只是当初在剑桥和後来在中大有过两段经常见面的日子，此外一直是远隔重洋，动如参商。但我们有点缘分，一见如故，所以几十年来一直保持联络。近年彼此都上了年纪，更觉得老朋友的可贵，虽然通电话也并不那麽频繁，每个月一两次罢了。自今年初以来他的谈兴就显得不那麽高，经常显出倦意，而且重听日渐加重，所以不想过分烦扰他，却没有意识到，这其实是他在慢慢衰退。上月中他来电话，很高兴地告诉我他那本新编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英译本已经出版，并且已经用快递分别寄给我（连带其姿也有一份）和耀基作为纪念。为了要快，这还劳烦他的夫人陈淑平亲自拿到邮局去办理。
果然，这书上星期四就寄到了，不但有他很客气的题签，包裹里还附有他为田浩(Hoyt Tillman)教授荣退会所写文章的单行本。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去致谢，淑平说他暂时不方便，不巧我当时有事必得出门，星期六早上又有电话会议，只好约定星期天早上再通话。届时英时兄先打来了，但只谈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由於对时局感到失望，他情绪颇为沉郁，我除了多谢赠书和恳请多加保重之外，也想不到什麽别的话来为他开解，只好怏怏挂断，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实际上已经是诀别了！倒是耀基兄今天告诉我，他们在星期天通话的时候，英时兄口齿不清，话语含糊，迥异平时，令他隐约觉得很不对劲。现在回想，其实这大半年以来，他很可能自觉日渐疲乏衰颓，已经多少有些预感，所以每趟通话虽然短暂，却总要重复已经没有兴致写作，老朋友难得，彼此保持健康最为重要之类话题，而且也绝少提起在看些什麽书或者他平素最感兴趣的网球比赛了。可惜的是，对於这些徵兆我竟然一直都没有注意。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年逾不惑，姐姐也快要进大学，所以他们过去的时候我年纪并不大。事後不时回想服侍老人家度过晚年的情况，以及姐姐退休之後和她相处的那些日子，总不免责怪自己缺乏磨练，故而粗心大意，不能够了解亲人微妙的心意和需求，从而留下无尽的遗憾。真想不到，如今年纪虽然大了，在一位相知多年而又十分敬佩的一位老朋友行将走进历史之际，却仍然不能够觉察到他那些徵兆和预感，仍然要留下深深的遗憾。这恐怕不再是磨练的问题，而是因为生来就欠缺某种细腻的直觉吧，由是而留下的遗憾则是无法填补的了。
2021年8月5日午夜草於用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