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全璋律師遭抓捕前與妻子李文足和兩歲兒子合影。（大紀元）
王全璋，北京人權律師，代理過農村土地拆遷、異議人士及大量法輪功維權案件，屢遭當局暴力對待。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被失蹤」半年，遭非法拘禁至今。
王全璋太太李文足被嚴密監控、軟禁、跟蹤、恐嚇、騷擾、警告、逼遷、約談……一年多來，她和其他「709」家屬一起，積極呼籲國際社會幫助解決中國律師遭遇的人權危機。「離開梳妝打流氓」是「709」家屬維權的一個口號。
王全璋1976年2月出生在山東五蓮，2000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法學院，大學期間即開始幫助法輪功修鍊者維權，為遭非法勞教者提供法律幫助，因此受到山東國保和國安威脅，甚至被限制自由、被查抄。
2012年，因代理黑龍江省法輪功學員苗福案，遭東寧縣法官王傳發毆打、謾罵；並遭到上海法官徐敏芳當庭驅逐，以及河北省唐山公安警察的汽車夾擊。
2013年4月他在江蘇靖江市法院為法輪功學員辯護時，遭法院當庭拘留十天，引發上百名中國律師連署要求公開現場錄像並釋放，引起大陸與國際媒體關注報導，三天後被釋放。
2014年3月28日，王全璋赴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農墾局七星拘留所，為「建三江事件」中被迫害的律師維權，遭警察暴力虐待。
2015年7月10日，王全璋在709事件中「被失蹤」，之後半年生死不明。其代理律師多次受脅迫退出代理。目前王全璋被變相剝奪辯護權，不許會見，不讓通信。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在「709」之後備受株連，被嚴密監控、軟禁、跟蹤、恐嚇、騷擾、警告、逼遷、約談，甚至24小時被監控日常行蹤，無法自由生活。兒子王廣微被禁止入讀北京一所幼兒園。
但李文足與李和平律師的妻子王峭嶺等「709」家屬一起，主動邀約聯合國、歐盟及歐美主要國家的人權和外交官員會面，積極接受國外媒體採訪，介紹709案的情況和影響，希望國際社會幫助解決中國律師遭遇的人權危機。
2016年5月，美國國會舉行關於中國的政治管控的聽證會，王峭嶺、李文足和原珊珊代表「709」家屬以視頻形式在聽證會上發言，指控當局對「709」家屬的管制和威脅。
下為李文足女士受訪全文。
記者：近兩年經常看到您在網上為王全璋律師維權奔走呼籲。
李文足：其實我是不願拋頭露面的，我所期望的日子，不過就是和丈夫各自有喜歡的工作，然後回家裡陪孩子，去公園散散步，假期帶孩子出去玩一玩，或者去看看爺爺奶奶姥姥姥爺。2011年我和全璋結婚，婚後雖然聚少離多，我還是過著平淡幸福的生活。
對我來說，幸福的指數還挺高的。我有一個品德特別好、特別優秀的丈夫，有個健康可愛聰明的兒子，家裡我的姐姐父母，包括爺爺奶奶都特別善良，對我特別好。嫁給全璋后，家裡什麼事情都不用我操心，全璋特別有責任心，平時我只需要把家裡照顧好，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就行了。
我感到對我生活的威脅是在2013年，那個時候我兒子才三個月，全璋的電話又打不通了。失聯的情況以前也是有的，著急，害怕呀，後來才知道全璋在靖江開庭時被當庭拘留。那次在各種聲援下他關了三天就被釋放了，我對他的深入了解也是那個時候。
我註冊微博去了解他的工作，看微博我突然覺得自己好無知啊，原來生活是這樣！社會這麼黑暗，什麼城管執法啊，暴力執法啊，拆遷啊等等，我以前過著自己的小日子，什麼都不知道，我覺得我特別幼稚。看微博讓我特別難受，我覺得也做不了什麼，全璋可以利用職業幫助他們，我只能可憐他們，什麼都幫不了。
太黑暗了，我受不了，盡管我丈夫去幫人維權，去做那些事情，但我不願意麵對那一切，於是我選擇了逃避，我不再看微博。那時我還抱著幻想，抱著僥倖，認為那些恐怖不會發生在我身上。我不去看，不去關心那些，它就會離我很遙遠。
但是沒想到，你選擇逃避沒有用，最後我自己就面臨了這樣的恐怖，我面臨迫害，我需要站出來，需要維權。「709」一下打破了我的小日子，你沒有選擇，你沒有選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權利，「709」對我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它改變了我。
記者：有人勸過您要多為自己考慮，應該明哲保身嗎？
李文足：很多親朋好友，可以說大多數人都會跟我說：你要注意安全，你要帶好孩子，你為了孩子也好，為了自己的安全也好，你不應該做這些事情。有一次我跟一個計程車司機說「709」的事情，他說你看你丈夫自己遭受這樣的事情，然後進去了，留下這麼多苦難，讓你和孩子跟著受罪，結果你現在不顧孩子，這樣跑去為你丈夫呼籲，我覺得你是對孩子不負責。
當時我就問他，如果毒疫苗事件攤到你身上，如果是你的孩子你怎麼辦？你希不希望有我丈夫這樣的人站出來為你發聲？我說我現在所做的，為了孩子他爸爸做的這些，是對孩子一個最好的交代，是最負責的。因為等他長大，我可以很有底氣地告訴他，當初他爸爸遇到困難時，他媽媽帶著他，我們一家人是一起承受的！我覺得我現在所做的，是對孩子最負責、一個最好的交代。
最後他還是勸我，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啊，他還是認為我這樣是不負責任，理由是：我們人不是神，沒有那麼偉大，我們只要過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我覺得這個邏輯是不對的，我們中國人是怎麼了，這是自己的丈夫啊，不能說因為危險我就不管他了啊。那如果這個事情落在你頭上，你希望你的另一半怎麼做？不管你嗎？我們確實不是神，但我們是人啊，正常人怎麼可以有這樣的邏輯、這樣的想法？
過好自己的日子？現在我有朋友也說，我都想不明白了，我就過自己的日子怎麼了，我不去說這個政治，我不去招惹你，我躲著你還不行嗎？可是，很多受害者都是想在家裡過好日子的啊，比如雷洋，招誰惹誰了？都是想過自己的日子啊，在這樣一個法制不健全的國家，災難隨時可能就到你頭上了，哪裡有我們自己的小日子？
2016年6月1日，李文足（右）和709事件中同遭抓捕的李和平律師之妻——王峭嶺女士在中共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門前舉牌抗議。（大紀元）
記者：那您不害怕嗎？他處於那麼危險的一個境地，是什麼支撐您這樣做的？如果您做的一切沒有結果您還繼續嗎？
李文足：人都會害怕呀，這一年多我被警察跟蹤，被他們從二樓拖下來，被抓進派出所，然後被故意當成吸毒賣淫的那種羞辱，脫衣服檢查等等，被警察粗暴地推搡，額頭被撞起包等等，這些我都害怕，害怕我還是得做呀，不能說因為我害怕，我就不去管我丈夫了。
其實你說那些律師不怕嗎，那些酷刑！誰不怕呀！只是在害怕的同時，他們還要堅守，堅守他的良知。全璋能夠堅持下去，其實也是做了一個最普通的人、一個正常律師最應該做的事情而已，他只是良知尚存的一個人，他看到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即使害怕他也得去幫啊，他必須走下去啊，就像我今天一樣。
我的丈夫被抓，失蹤了，一個做妻子的就應該站出來找丈夫啊，不能說你嫁一個丈夫就是為了跟他有福同享，當他有難，你就逃之夭夭了。我覺得一個正常的人就應該跟你的丈夫患難與共，這是一個正常人最本能的表現，我想這是一個正常人該做的事情吧。我丈夫現在還被迫害、被冤枉，我就要為他去奔走、去呼籲啊，讓他早點回家呀。
而且對他所做的事情知道得越多，我就感到更應該為他做事情啊，全璋是為了別人，他為了別人都可以不顧安危，我為了自己的丈夫站出來救他，還不是做人、做妻子的本分嗎？！
我每天最大的願望，就是馬上見到全璋，或者我現在就能接到全璋打來的電話，我盼望著他立刻就能夠回家，能夠被釋放，但是結果怎麼樣，他什麼時候能出來，不是我能判斷的。現在我能做的，就是竭盡全力，去做每一件事情，能為他做的我一件不落地都去做。
王全璋律師遭抓捕前與妻子李文足合影。（大紀元）
記者：作為妻子，最早您知道他做這些事的風險嗎？您勸過他嗎？
李文足：開始我不了解他的工作，2012年以後他特別忙，基本見不到人影，我問他為什麼越來越忙，他不跟我說。後來從朋友那我知道，他代理了很多法輪功案件，他是律師圈裡代理法輪功案件最多、最早的之一，而且後來他接的幾乎全是這類。
朋友勸過他，因為這有風險，不太掙錢，建議他可以再接些別的案子，畢竟他有老婆孩子要養，有父母要盡責，他又常常因為代理這類案子被打、被拘留。
作為妻子，我當然擔心他的人身安全，希望他平安，我就和他說，咱們兒子才一歲多，你能不能為兒子，為家庭考慮一下？盡量避免一下風險？他當時沒說什麼大道理，只是告訴我，現在敢代理法輪功案件、敢說話的律師本來就少，如果我再怕危險不去接這些案子，我也不做，大家都不做，這些需要幫助的人怎麼辦？
他真的是義無反顧啊，對法輪功案件的投入特別多。有律師告訴我，好像他是挨打最多的。通常就是因為特別堅持就惹怒了他們，法警打他，他不會因為打他、威脅他，他就有一點退縮。
好幾次我在家打掃衛生，偶然就在柜子里發現了他在醫院拍的片子，我問他怎麼回事，他不說。後來他被打之後，就有朋友在網上公布，我才知道他挨打了。
被抓前一個月，他在山東又被暴打，據說幾個法警打得他鼻青臉腫，後來是有其他律師拍了照片，我才看到他在醫院接受檢查、滿臉痛苦的照片。我心疼啊，我讓他發視頻給我看看，他不給我看，我發了視頻他就掛了，發了幾遍他都掛了，他不讓我看見他的傷。
據說還有幾次他被戴黑頭套，拉到一個房間裏面，也是抓著他的頭撞牆，然後用礦泉水瓶打他的頭，每次都打他的頭。如果他不是那麼執著維護當事人的權益，他們怎麼會打他，你不堅持，你就不會挨打嘛。但他退步之後，那些當事人的權益就得不到保障了。
他像對待家人那樣對待當事人。記得在2010年，他第一次和我回老家，我們家特別歡迎他，帶我們出去吃喝玩樂，玩的時候，他一個人坐旁邊拉個臉，皺著眉頭，很凝重、很難受的表情，我當時不理解他，我家人也有想法。
事後我問他，大家不是帶你玩嗎，其樂融融的，你怎麼這樣？大家還以為你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呢，為什麼？他說當時他接了個電話，說有個案子希望他代理，講出一些情況，他說，沒幾天了就過年了，你看那人在牢里，沒有自由，也許還要遭受什麼，我哪有心情吃喝玩樂！
前一段時間我還聽說一個事，說全璋有一次為法輪功學員辯護時，他說一句話，那個法警就打他一巴掌，問他還說不說，他還說，就又一巴掌，最後，我聽那個律師跟我講，他被扇了一百多個巴掌，一百多巴掌啊，是個什麼樣的概念？（擦眼淚）
2016年6月1日，李文足（右）和709事件中同遭抓捕的李和平律師之妻——王峭嶺女士在中共天津市檢察院第二分院門前舉牌抗議。（大紀元）
記者：一般人都認為做律師是一個掙錢的職業？
李文足：確實，一般人認為律師是個掙錢的職業，但我們家沒錢。（笑）全璋要是為了錢，他就不會代理那些敏感案件了，比如法輪功學員這些案件都是賺錢很少的。每個月他給我們母子的生活費按時打在卡上。他說，「老婆，等有了錢我就把經濟大權交給你。」我說：「我不管，我懶得管你呢，我也知道你沒錢，夠用就可以了。」我不管家裡的經濟情況。
靖江出事後那一年，司法局給他壓力，事務所不給他出手續，有大半年他接不了案子。開始我不知道，後來他告訴我，我們是靠借錢生活，我當時特別難受，我說，「你為什麼不跟我說？你要跟我說，我就省著點花，少買點衣服，少買點化妝品，你不跟我說，我哪裡知道？」我埋怨他不告訴我。全璋不愛表達，但我知道他很愛我們，愛這個家，所有的困難都是他一個人在承受。（擦眼淚）
全璋出事後，有好幾位法輪功學員找到我，說以前王律師給我們代理，沒收錢，王律師出事，你帶孩子不容易，想給一些幫助。從朋友那了解，全璋代理法輪功案，看到特別困難的，就力所能及地免費幫助。
平時和我聊天中，我也知道他幫助了一些人。我見過四川一位大姐，女兒女婿也是四川的，煉法輪功被抓起來關在北京。她家庭條件不好，從四川過來一趟也不容易，所以她讓全璋每次會見幫她給女兒存錢。
我記得當時大姐跟他說起這事，說你幫我女兒兩次存多少多少錢，是一千五還是二千來著，全璋當時說，「哦！」他完全不記得這回事了，他平時就不太計較得失。後來全璋告訴我，大姐曾打電話表達歉意，說王律師，我現在沒有錢，律師費還要拖一拖，等我兒子辦完酒席收了份子，我就有錢給你了。
說起這些全璋很難過，他說你看她多可憐，生活太艱難了，他們多不容易！後來我在一篇文章看到，他認為他代理法輪功案件，收多少錢都是多了，按他的話，一分錢都不該收的，但是沒辦法，他還要養家糊口。
記者：「709」王全璋被抓時您是什麼感受？
李文足：其實在2015年7月底我就收到他給我的一封信，說他暫時是安全的，只要他人在外面，他會不定期給我寫信，他讓我照顧好孩子，不要太擔心。那時我就隱約知道可能有什麼危險。之前他也說過：如果我出事，你就帶孩子回老家，什麼都不用管。
7月9日晚上11點多，全璋還給我打了很長的一個電話，他說正在計程車上，出差去另外一個城市，他說想孩子了，去山東處理一些事，忙完這幾天就回湖北接我們母子回北京，那時我帶孩子回老家一個多月了。
第二天上午我打電話給他，電話關機，我預感他出事了，就開始聯繫他的朋友，知道王宇被抓，王宇跟他是一個事務所的。接著12日央視新聞報導，說鋒銳所是一個犯罪團伙，王全璋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了。
開始六個月，我每天都哭，全璋被關押在什麼地方我都不知道，生死不明。我一邊看手機一邊哭，我每天都在手機上關注「709」的進展嘛。有一天我忽然發現自己的視線模糊了，手機上的字是跳動的，是我哭得太多，那段時間眼睛出了問題。那時特別恐懼，聽說廣州一個叫張六毛的，到看守所沒幾天就死了，我怕全璋有不測。
我和峭嶺姐（注：李和平律師之妻）一起去北京律協找人，那天我倆都哭了，因為我們害怕，不知道我們的丈夫是什麼情況，他們被抓了幾個月，下落不明，沒有一點消息，太恐怖了。就像失蹤的江律師，現在他太太的心情，我深有體會。一個政府怎麼能使一個人就這樣突然失蹤了？沒有任何交待？怎麼能這樣殘忍？強制失蹤一個人，這對他的老婆孩子、對他的父母、對他的親戚朋友是多大的傷害啊？！（擦眼淚）
王全璋律師遭抓捕前與兩歲兒子的合影。（大紀元）
記者：那您後來是怎麼轉變得比較樂觀的？
李文足：最開始我去各個地方要人，那時很大的陰霾啊，暗無天日，沒有一天太陽，還下了好幾場雪。律協那兒有一條河，下著雪，我抱著兒子，兒子小臉兒凍得都發紫了……（擦眼淚）我跟峭嶺連著找了12天，沒有任何結果……真是絕望……（擦眼淚）
他們失蹤六個月後，我們「709」家屬收到了逮捕通知書，說他們涉嫌顛覆國家政權，關押在天津。收到通知書的時候我們竟然是高興的，我們終於知道我們的丈夫還活著！（笑）之前我們不知他們的生死，通知書給出了一個消息：我們丈夫還活著！那天看了通知書回家后，我哭了半天，後來我哭夠了，我哭了六個月，丈夫還是沒回來，哭有什麼用？哭解決不了問題！
天津當局逮捕王全璋律師的通知書（網路圖片）
所以接了逮捕通知書，我反而一下輕鬆了：我不能再這樣消極悲觀，我不能每天都哭，既然我必須面對，為什麼我不積極、樂觀一點呢？之前我們家屬不知所措，加上國保威脅，我們差點被嚇唬住了。之後我們家屬慢慢聯繫上，開始一起出去找我們的丈夫。
過去一個人走在路上，去看守所，去檢察院，很孤獨很難受。現在我們彼此做伴，彼此安慰，相互扶持，我們家屬就從悲傷情緒里走了出來。所以後來我們「709」家屬給大家展示了一個積極、樂觀的狀態。雖然有時我也哭得稀里嘩啦，但是我內心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笑）
記者：您怎樣對兒子說起他爸爸？
李文足：全璋被抓走時，兒子才兩歲半，我沒法跟他解釋，說警察把你爸爸抓走了，警察是什麼樣的角色，警察是幹什麼的，對兩歲半的孩子來說這是難以理解的。兒子天天找我要爸爸，問我爸爸為什麼還不回來，我說爸爸出差了，工作很忙，等爸爸工作完了，就回家了，爸爸非常想你愛你的。
兒子知道爸爸經常出差，但每天都會跟我們視頻聊天。有幾次兒子就把我的微信打開，找到爸爸的微信發視頻，然後問我爸爸為什麼不接？我說爸爸不方便看手機，正在工作，沒有聽見……（擦眼淚）這一年多去看守所、去律協要人，我都是帶著兒子，我只能帶著他。他跟我這樣跑，慢慢就有些知道了。
有一天兒子突然問我：「媽媽，爸爸為什麼被關在監獄？」我告訴他：「你爸爸是特別好特別好的律師，因為他幫助很多人，現在被怪獸抓走了，這些怪獸特別壞，不喜歡你爸爸做的事。」於是兒子就說，「哦，是這樣，那我好好吃飯，好好睡覺，長得壯壯的，和你一起打怪獸。」我說，「兒子你真棒！」……（哭，擦眼淚）
王全璋律師幼子想念被抓進監獄的爸爸。（大紀元）
記者：您覺得一年多來，您最要感謝的是誰？
李文足：記得最初，我對峭嶺姐說，我覺得這重擔我挑不下去了。當時峭嶺姐就說，你有沒有覺得這重擔不是你一個人在挑，你看有多少人在幫我們？！是啊，如果沒有大家的幫助，我想我走不到現在，我非常感謝給我們幫助的這些朋友，有很多是我不認識的，大家在與我一同承擔啊。
我最要感激的是律師，「709」剛開始大規模抓律師，全國一片恐怖啊，這種情況下還有律師能站出來，真讓我們這些家屬特別感恩。最開始我請的是山東李仲偉律師和襲祥棟律師，李律師一個人去天津好幾趟找全璋。央視動不動就抹黑、炒作人權律師，說他們為了名利如何如何，不是這樣啊。
襲祥棟律師跟我去天津那天，到看守所他們下班了，讓我們下午去，我記得好大的雨，特別冷，襲律師帶我們就近找了個小飯館，小飯館只有兩張桌子，他只點了二兩水餃做午餐！
在普通人眼裡，律師是個很光鮮的職業，很賺錢，很受人尊敬，應該是雞鴨魚肉一大桌子，好酒好菜招待，但這些人權律師不是這樣的。我知道全璋出去代理案件，那些當事人請他吃飯，他也很簡單，吃個麵條啊，或者簡單點些菜。
李仲偉律師和襲祥棟律師代理一段時間之後，司法局和單位就給他們施壓，不許他們繼續代理全璋案，威脅說再繼續就抓人，最後他倆被迫退出。當時我特別恐懼，一下沒了律師，我不知怎麼辦，再去找誰？找哪個律師？我很糾結、矛盾：全璋需要律師，但是我找律師就把風險帶給他了，那時正是風險最大的時候，我找任何人，都會把風險帶給他，我開不了那個口啊。
我就請其他朋友幫我聯繫。沒想到，余文生律師、王秋實律師挺身而出，我特別感激啊！一個多月後，王秋實律師被抓，程海律師又主動找到我，說他願意為全璋代理。
高壓之下，這些律師還能主動站出來代理全璋的案子，他們的勇氣和擔當真是令人敬佩。
王全璋律師之妻李文足女士近照。（大紀元）
記者：「離開梳妝打流氓」是你們「709」家屬維權的一個口號了，還有那個紅桶，「『709』家屬同款」、「今夏最潮水桶包」，那是怎麼想出來的呢？
李文足：峭嶺姐曾說，她是「離開書房打流氓」，她是獨立撰稿人嘛，有文化、有學識，而我不是這樣，我說我是「離開梳妝打流氓」，然後峭嶺姐就說，嗯，你這個比我那個更好，更適合我們「709」家屬。
那時我們決定以後去看守所，一定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要經常拍照，我們覺得穿那個紅色衣服最喜慶了，最能表達我們積極樂觀的狀態，家屬都穿著紅色衣服進看守所，他們就會疑惑：你們丈夫都被抓了，你們還這樣喜慶？
我們想告訴他們：我們這些老婆沒有被嚇唬住，沒有被打垮！我們為丈夫自豪！但我特別不愛穿紅衣服，就提議是不是身上有一點紅色的元素就可以了？比如說紅色的鞋啊，紅色的包、耳環什麼的，峭嶺姐就說，對，這樣也可以。於是之後的每一次行動，我們都會特意隨身帶上一個紅色的東西，我經常就是穿一雙紅色的鞋。
6月6日我們去天津問案件進展，先是去一個小商品市場逛，買了好多東西，手鏈、繩子、雨傘等等，都是紅色的。後來我們忽然看見好多紅色的桶，一摞一摞的，當時我就說，這個桶真好看，顏色真好，要不買幾隻紅桶吧，如果不讓會見或把我們趕出來，也沒有休息的地方，這個紅桶可以當凳子坐呀，於是我們就買了紅桶。
接著我們又逛到一個打字複印店，看見裏面可以打字，然後我們說，這個桶上面，還可以貼上字呀，很快大家就七嘴八舌了，說了各自的想法，最後我們決定在桶上貼自己丈夫的名字，表達對我們丈夫的思念，還有對他的愛、對他的支持，所以那個桶上就寫了「支持你」「愛你」「等你」，這是我們大家的心聲。
沒想到，我們竟然因為這幾個桶就被抓了。警察上來指著我說：「走，跟我去派出所！」為什麼？他說我涉嫌擾亂公共秩序，我說我怎麼擾亂了？他說我拿了紅桶！我拿了一個紅桶，就擾亂社會秩序了！這個紅桶居然成為「作案工具」要扣留！（笑）
2016年6月6日，李文足（前）與其他「709」家屬在天津市看守所前抗議。（大紀元）
記者：您作為「709」律師家屬，也是一直被監控的嗎？
李文足：對呀，今天我出來接受採訪，一出門口，就被樓下的國保照了相，（笑）天天出門、回家都這樣啊。
最開始家屬打電話找律師，結果一聯繫那律師，馬上有人就找律師施壓：你不要摻和「709」的事！然後大家才知道我們的電話、微信都被監控了。後來有一天，我下樓時無意地一抬頭，哎，怎麼發現我家單元樓門口那個電線杆上，有兩個特別大的攝像頭，正對著我家的單元門，我特意去旁邊兩棟樓看，都沒有，只有我家門口裝了這麼大兩個攝像頭！
8月2日到5日，「709」案中的四位律師開庭，警察就把我軟禁在家，不許出去。我跟國保說，我的孩子這麼小，我每天都要帶著孩子出去活動，你不讓出門可不行。他們就說，帶孩子出去可以，但只能在小區里，不能出這個小區。當我剛一打開門，就聽見有人迅速地「蹬蹬蹬」跑到樓下，然後就是國保他們在樓門口等著了。
我在五樓，他們專門租了二樓201的房子，每天24小時看著我。那天我就突然闖進了201，進去一看，果然裏面放了一個電腦，顯示屏上有四個鏡頭，都是對著我家的！
我從樓下慢慢找，發現我家對面人家的門上有個白色盒子，中間有個黑色的點，我懷疑那是個攝像頭，剛好那天峭嶺姐來我家，她買了一盒口香糖，上樓之後就用口香糖蓋住了那個黑點。過了兩天，我上樓時，石景山的國保也一起上來了，他說你別鬧了，糊個口香糖也起不了作用，只是把我的鏡頭弄模糊了，害得我得上去處理一下。原來那真是監視我的秘密攝像頭。我說你們幹嘛啊，我一個女人，帶著一個孩子，你們花這麼大的功夫！好可笑啊。
從8月到9月，差不多二個月時間，國保嚴密監控我們，隨身跟著我，我一下樓，一下子就上來六個國保。我去超市買菜，他們就把我圍成一圈。我說：「你們至於嗎？我逃不了，我也跑不過你們，你們這麼多人，沒必要啊。」我罵他們，我說你們離我遠點，你們跟著可以，別離我太近了，我說我嫌棄你們！但他們就這樣跟著我！
他們還發動了「朝陽群眾」看著我，有一段時間他們在我家樓門口搭了兩個帳篷，七八個人每天直接就坐在裏面，看著我上下樓。
記者：您會把您丈夫的事告訴同學朋友嗎？估計大家都知道，都在央視新聞上看到他的事啊。
李文足：全璋被抓之後，國保跑到我老家那個小山村，告訴那些父老鄉親，說我爸爸有個女婿，就是七女兒的那個丈夫，現在被抓了，是反革命，他們故意散布這些謠言，去抹黑全璋。
所以開始我覺得我的那些同學、親戚朋友可能不會理解吧，我就在微信上把她們屏蔽了，不願意讓她們知道全璋的事。後來隨著對全璋的了解，我覺得全璋做的這些事情讓我這個做妻子的挺自豪的呀，我覺得他的事情應該讓大家都知道啊，為什麼怕人知道？我應該讓人都知道全璋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的。新聞就是造假啊。
於是我每天都在「朋友圈」里發全璋的事情，開始大家很驚訝、很疑惑，後來那些我認為不會理解、甚至可能會嘲笑我的同學，反而給我發來支持和鼓勵的話。所以我覺得我們所做的、所承受的這些，一定要把它公布出來，真實的信息，就會使人有一個是非對比和判斷吧。其實並不是說中國人有多麼壞，有多麼冷漠，我覺得他們首先是被欺騙，生活在謊言中，他們不知道真相。
因為對我的監控，直接影響了附近鄰居，開始我還擔憂他們會不會對我有什麼想法啊。一天，我家旁邊樓的一個大爺，看見我就好遠地跟我打招呼，他說：「姑娘，好久不見，你還好吧？」現在這個央視，國內這些媒體啊，完全都是一些不實的報導，很多人是不信的，人都有最基本的是非判斷的，大家只是不敢說出來，但是大家心裏是支持我的。
王全璋律師遭抓捕前與妻子李文足和兩歲兒子的合影。（大紀元）
記者：結婚前，您理想中的丈夫是什麼樣的？
李文足：我婚前選擇丈夫的一個標準，就是看他的人品，人品是最重要的，我按照這個標準找到了全璋，全璋是一個善良正直的人，有責任心，有擔當，他還特別特別孝順。
全璋對他媽媽的那種愛，對他父母的那種孝順，讓我特別感動。他基本上固定每個星期給父母打電話，作為一個大男人，外面的工作壓力那麼大，那麼忙，他給他媽媽打電話的時候，會說很長時間，語氣都特別溫柔，特別有耐心。
網上有一個笑話，就是問這個丈夫，如果我跟你媽掉到水裡了你先救誰。我覺得怎麼會有這樣變態的問題，怎麼會這樣？這是沒法相比較的呀。如果連自己的父母都不去管，不去孝順的話，這算正常人么？
2015年全璋曾把父母接到北京治病，那段時間，全璋有時周六晚上半夜到家，早上7點就去大興看他父母，他也只有這一點點時間看父母。有的時候，他出差回京直接就去了他父母那邊，然後再從那裡直接出差，經常是我們母子半個月都見不著他！
說實話，那幾個月我對他有些不滿，不是說他對父母做那麼多我不滿，而是他對我和孩子有些疏忽，他對孩子陪伴特別少。我一個人帶著孩子，孩子還那麼小，我們都在一個城市，他出差回來，我們母子倆都見不到他！他的姐姐都說，我們兒子的爸爸是個視頻爸爸，他在視頻里看著兒子長大！
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全璋，但那時確實有些埋怨，現在想起來我很愧疚，我沒有包容他，總是埋怨他對我們陪伴少，我對他關心太少了，他全國各地飛，代理案件那麼忙，還要照顧我們母子，還有他父母，他遭遇的事都是他一個人承受了，我還埋怨他不顧家！這一年多他不在身邊，我每天晚上都會想他，都會想起他的好。等他回來我要告訴他，對不起，以前我是不理解他啊！（擦眼淚）
（採訪全文完）
【附】梁小軍律師：王全璋律師維權歷程
王全璋律師是一個質樸的人，很少言及自己的榮耀與成就。也許是因為我和他的交往時間多了一些，只言碎語間聽到他提及自己早年的維權歷程和受打壓經歷，也約略知道了一些他堅持維權的緣由。
高智晟律師曾經在一篇聲援「709」被打壓律師和公民的文章中提及全璋律師。記得他說全璋律師為法輪功受打壓者提供法律幫助比他還早，還曾經到北京來拜訪過他。我不知道高律師什麼時候開始為法輪功受打壓者維權，但我確實聽全璋說過他在上大學的時候就開始幫助法輪功修鍊者維權，為遭勞動教養者提供法律幫助，並因此而被山東國保或國安威脅，甚至被限制自由、被查抄。
全璋律師2000年畢業於山東大學法學院，中共當局對法輪功的打壓始於1999年，那時整個國家機器全部運轉，針對法輪功修鍊者群體極盡打壓之能事，一時間，人們談法輪功而色變。全璋那時候還在大學期間，就能用所學法律知識，站出來為法輪功修鍊者維權，不是一般的勇氣和膽識！或許在他恢復自由之後，我們可以讓他介紹一下自己當初站出來的起因，以及他代理案件的過程和結果。
過早參与維權案件帶給全璋律師的一個「副產品」，就是還在他太年輕的時候就遭到來自於國家暴力機器的威脅、恐嚇和侵害。他曾經告訴我他的東西被抄走過，他曾經被嚴密監控和跟蹤。以至於在後來我認識他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他對外界細微的變化都很敏感，讓我覺得有些不能理解。
全璋畢業之後，雖在山東省圖書館找到了穩定的工作，但依然會利用業餘時間去農村為農民普及法律常識。他一直沒有離開過維權活動，離開過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倡導和維護。我不知道他的這種堅持是否和他早年的維權經歷有關。
來北京之後，他先在世界與中國事務研究所工作，後來到律師事務所開始做一名執業律師。2010年，我認識他的時候，他還名不見經傳，講起話來拘謹。我知道他後來代理過農村土地拆遷的案件和異議人士的案件，每個案件都做得專註和辛苦。
真正讓他名聲鵲起的是2013年江蘇靖江開庭被拘事件。雖受此打壓，但全璋並未退縮，反而越戰越勇，2014年初，奔赴建三江聲援被抓捕律師，再被警察施以暴力。
他說過，他後來不再做那些普通刑事案件和土地拆遷案件，是因為他認為法輪功修鍊者更需要法律幫助，而受助者群體的善良和誠信則讓他更專註于案件的代理。我也曾聽到他對那些委託人說：「對於你們，無論我收多少律師費都顯得太多，但為了幫助更多的人，為了可持續的維權，我不得不收費，你們給多少看你們的能力吧。」
全璋律師就像一個空中飛人，整日奔赴在全國各地為法輪功修鍊者維權辯護，很少有回北京休息的時間。我知道，他雖然勞苦，但並沒有掙多少錢，被抓捕之前一直與妻兒在北京租房生活。
全璋律師一直堅定地走在法律維權的第一線，直至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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