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雪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牆上中間掛著于建嶸的油畫。攝：江雪
他是眾多大陸維權律師中的一員，他正經歷的困境也是眾多維權律師的典型，但他認為，「我們的抗爭還遠遠不夠，付出的代價也遠遠不夠。」
「我一直想做個公正的律師。原以為所有的律師都在賺錢。到北京后，才知道，也有不喜歡錢的律師，」伍雷被許志永的理想主義追求吸引。許是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畢業，曾在2003年「孫志剛事件」中與其他兩位博士一起上書全國人大，最終推動了備受批評的收容審查制度的廢止。伍雷認識許志永那年，許正在推動大陸的教育平權、反暴力拆遷等行動。
伍雷參加了其中的反暴力拆遷團。在這段時間里，他接觸了大量訪民，包括「樂平案」的父母等冤案家屬。在他的記憶里，彼時的北京，氛圍比較寬鬆，常常有各種講座，也活躍著很多維權律師。
2009年，因代理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市公安局局長王立軍主抓的打黑案件，北京律師李庄在重慶被抓。這件事情深深觸動了伍雷，「可以說，沒有李庄被抓，我還只是為一些事情打抱不平而已。而此後我會想，重慶怎麼對律師這樣？李庄被判刑的那天，（我）是第一次對法治失望。那時候，干別的都沒有意思了。」他和大陸很多律師一樣，以社交平台微博為陣地，投入對重慶的批判中。
2011年，李庄案進入「第二季」（注：李庄因所謂「律師偽證罪」被判刑后出獄前夕，重慶當局又以所謂「漏罪」為名對其二次追訴），法庭外現場的很多照片都是伍雷拍的。他同時寫了大量的博文，包括給王立軍的公開信等。和很多中國律師一樣，經過李庄案，伍雷開始關注整個律師行業，他甚至認為，從此時起中國律師開始真正形成了一個共同體。
2011年6月，廣西北海「11·14殺人拋屍案」的四位辯護律師在當地被抓，涉嫌罪名是「妨害作證」，這引發全國範圍內律師的關注，並演變為北海事件。先後有二十多名律師趕赴北海，聲援支持同行，參与辯護。彼時還不太懂刑事辯護的伍雷，找到大陸刑訴法學泰斗、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先生，在北京開會研討北海案。
「就這麼稀里糊塗地一下，一腳踏入到刑事辯護圈裡去了。」那段時間，伍雷與數十位趕赴北海的律師團同仁，感受風雲激蕩，在兇險的環境中，被不明身份的人追打……由此對中國刑辯律師的處境有了深切的體認。
此後的「貴州小河案」，在貴州省貴陽市小河區法院的法庭上，三、四十位律師協同作戰，就一起被指控為「黑社會性質集團犯罪」的案件進行無罪辯護，讓伍雷徹底感受到了刑事辯護的魅力。他體會到，「最高價值還是救人，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
小河案中，中國「死磕律師」這個稱謂正式登場。
「死磕」，背景是刑事辯護在中國的艱難。律師們用一些非常規的辦法，包括用自媒體直播現場等方式，和司法部門「較真」，這種做法，得到叫好，也受過一些質疑。而伍雷，至今沒有為作為一名「死磕律師」後悔過。在一次次「較真」司法程序的過程中，他也和法庭產生過對抗。他記得一次開庭，法官晚到40分鐘，並和檢察官一直在竊竊私語。他現場提出一系列問題，質疑法官，還摔了杯子。最終，他被法警架著離開了法庭。
律師伍雷，就這樣完成了自己的人生轉變。「脫胎換骨一般」，從此踏入刑事辯護的領域，為一個個具體的案子，「死磕」程序，成為「死磕律師」的代表之一，並漸漸成了冤案平反「專業戶」。
挑戰「中國式冤案」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是一處簡陋的小區套房。牆上除了那些他長期關注的冤案當事人頭像之外，掛著「辯冤白謗是第一天理」、「只向真理低頭」的條幅。辦公室放著一個小滑板車，堵車嚴重的時候，伍雷會蹬滑板車回家。
2013年底，伍雷啟動「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是中國第一個民間洗冤行動組織。此前，他和幾位律師建立了「超期羈押案件援助基金」，關注被超期羈押者。在吳昌龍冤獄平反、被無罪釋放后，他們把這個基金更名為「吳昌龍基金」，旨在幫助那些為「申冤」而身處艱難困苦的人。2014年被無罪釋放的念斌，是基金會第一位受益者。
吳昌龍曾蒙冤12年。他被認為是2001年福建福清紀委爆炸案的主凶之一，兩次被判死緩，案件幾經反覆，終在2013年5月被宣告無罪，獲得清白。他的平冤之路上，有多位律師的身影。2013年1月，伍雷和湖南律師楊金柱代理吳案之後，為了爭取對吳昌龍的會見，兩位律師買了紅薯送到福建省高院，諷刺法院院長「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並最終會見到了吳昌龍。
「近些年來冤案的平反，多少都和伍雷有關，」北京理工大學法學教授徐昕說，「他非常勇敢。為了維護當事人利益，真是願意將自己置身於水火之中，包括靜坐、絕食，舉牌等等的『死磕』方式，他都用過，承擔了巨大的風險。」
「雖然我對個別『死磕律師』的業務能力並不欣賞，但對伍雷，我是由衷佩服，他業務能力不錯，最重要的，他把當事人的利益看得非常重，」另一位不願具名的律師這樣說。
2014年，「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團隊介入的多個案子改判。
2014年7月，24歲的歐陽佳被改判無罪。2009年，19歲的歐陽佳因被認定為一起持刀搶劫案的主犯而入獄，坐牢5年後被平冤。而曾經四次被判處死刑的念斌，也在2014年夏天等來了無罪判決。2016年底回家的陳滿，申冤20年，在徐昕的觀察里，是伍雷組織研討會，確定申訴格局，竭力推動，最終促成陳滿被釋放回家。
伍雷在北京的「洗冤辦公室」，牆上中間掛著于建嶸的油畫。攝：江雪
「在一個還有政治犯的國家，冤案必然層出不窮」
伍雷說，導致這些「中國式冤案」的背後，是司法不公以及中國刑訴的一些痼疾。幾乎每個冤案背後都有刑訊逼供的身影。
2017年過年前，已被「停止執業」的伍雷到吉林見了金哲宏。1994年，金哲宏被認定為當地一起強姦殺人案的兇手，前後四次被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至今已被關押了21年。他入獄后，父母憂恨而死，妻子改嫁，而他一直在堅持申訴喊冤，最終被伍雷的「拯救無辜者」洗冤行動列為救助對象。
「拯救無辜者」行動啟動三年來，每年伍雷都會接到上百件的冤案申訴材料。對這些材料，他會和專家一起仔細研討，確定能否進入行動程序。「一旦確定，就意味著投入大量的精力。每一個案件，我們都要寄出大量信件。半年的快遞費用，就是三四千元，」他說。
曾經有一位醫藥行業的人大代表問伍雷，中國到底有多少冤案？伍雷說，「你的藥店里有多少葯，我們就有多少冤案。」意指這是一個無法確認的數字。
「律師不是麻煩製造者」
2016年，中國司法部修訂《律師執業管理辦法》，其中第38條規定，「律師不得以串聯組團、聯署簽名、發表公開信、組織網上聚集、聲援等方式或者借個案研討之名，製造輿論壓力，攻擊、詆毀司法機關和司法制度，影響依法辦理案件。」
觀察者認為，依據這樣的規定，從2012年以來出現的、律師在一些案件中「死磕程序」的做法，都可能成為打壓律師的罪證。中國律師，在不斷衝撞現有體制的前沿，正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
「可是，這一切對律師來說，有什麼損失？真正損失的，還是民眾，是那些喊冤的人。因為律師無法再幫助他們，他們自己也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說。
但伍雷也認為，中國律師不會輕易被打散，大家其實都還在。隨著時間的推移，「就像潮水退去，又要升起一樣。其實也是自然的事情。也如同大地震，對所有的人都造成衝擊，但地震之後，很多人又要回來，救人、生產自救，信心就在慢慢恢復。」
伍雷喜歡一部日本電影，片名是《這不是我乾的》。電影中，主人公說，「我通過這場審判，對法庭完成了一次審判。」伍雷覺得自己也是。就如同郭飛雄一案，不管對當事人，還是對辯護律師來說，都是如此，他有這樣的「內心確認」。
「當你突然發現身邊最優秀的人成為這個國家的壞蛋時，徹底顛覆了你的價值觀。他們才是真正的時代英雄，國家卻把他們送到了監獄，」伍雷認為，「我們的抗爭還遠遠不夠，付出的代價也遠遠不夠。」
他想起「7·09」之後的不久。有一天，他在家睡著，突然聽見「消防警察！消防警察！」的喊聲，朦朧中，以為是警察上門了，定神，才發現孩子在看電視，那是電視上的聲音。他一下子就想起滕彪多年前說的「克服恐懼」。那一瞬間，反而覺得坦然了。
「2017年，我的願望就是希望蒙冤的人能早日放出來。我答應過的當事人，也都會幫到底。我不會撒手，」伍雷說。
在「下崗」之後的這段日子，他有時也會陷入沉思：「冤案的發生，根本原因到底是什麼？律師對於國家的法治狀況，是不是也要承擔自身的歷史責任？自己苦苦推動的這些案件，是不是對法治的進步於事無補？」而這些「反思」，讓他痛苦，甚至有一絲焦慮。
徐昕則說，對今天的中國而言，正是那些有擔當的護法的律師，「讓我們看到中國這個社會，還是有些光明的。總有一天，人們會知道，律師不是麻煩製造者，他們是推動這個國家文明進步的最重要的力量。」
即將被停業的伍雷在遼源看守所外留影。圖片來源：伍雷提供
來源：端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