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自由亞洲 作者: 杜耀明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特區政府新班子的訓話，與其說是工作指示，不如說是北京治港策略的盤點總結，反映過去二十年來的管治方針，由隱晦走向明顯，遠遠超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先構思。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鄧小平提出回歸后的香港，只需換掉一枝旗和一個港督，其餘一切不變。北京其後在《中英聯合聲明》之中清楚表明，除國防、外交外，其餘屬香港內部事務，由九七后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而《基本法》的內容，不外以具體條文落實，體現「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則。
無疑，《基本法》難免有曖昧之處，但當《基本法》解釋權緊握在全國人大常委手中，事情就起了變化。起初北京只是應特區政府的請求才釋法，然後由被動轉為主動，以釋法叫停和阻礙香港政制改革的進程。
到近年，人大釋法由政制改革轉向香港內政，以便取消某些立法會當選人的資格。此路一旦通行，正如我過去的文章所說，法治已經打開缺口，但從北京的角度看，只是如習近平訓話所說的「中央依法行使權力」而已。
同樣危險的是，習近平所說的一國原則，由香港回歸中國，變成是「維護國家安全、主權、發展利益」，而何謂「國家安全、主權、發展利益」，當然由執政黨領導下的人大常委去解釋，到時即使抵觸國際人權規範，香港法庭亦莫敢不從。
顯然，這是2003年董建華政府國家安全立法失敗，北京檢討形勢后所作的策略回應。在北京看來，立法失敗，不在於法律得不得人心，而在於特區政府能量不足，反對勢力無法駕馭，因此必須一面加強中央介入香港事務，全力反制反對者，一面加強愛國教育和宣傳，爭取民心回歸，同時通過經濟融合，提高香港對大陸的倚賴程度，也提高北京在港人心目中的地位。
政治上，更具體的做法亦有三方面。一是祭起維護國家安全、主權、發展利益的大旗，壓制反對者。梁振英在任五年，製造港獨危機，增強中港對立情緒，讓北京可引為借口，然後上綱上線，視個別主張港獨者挑戰國家安全和主權，並順勢重提國家安全立法，而即使立法未成，警方早以強硬措施禁止主張港獨者的和平集會。二是加強民族主義教育和宣傳，特別是針對年青人，運用軟實力，使他們民心回歸。三是通過法律手段，不論是用盡現有法律的授權，還是制訂更多法律或者人大釋法，再由特區當局加強執法，限制言論、集會、結社等等公民自由權利。這種三路並進的策略由來已久，習近平在港的講話不過是一個階段的總結。
經濟策略上，當然要把香港納入國家經濟規劃，用盡香港的優勢為全國服務，也把香港經濟前景限於大陸發展規劃的一部份。由2003年開始的「惠港」措施（更緊密經濟關係、自由行），到2011年推出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計劃，再到近日簽訂協議的粵港澳大灣區計劃，均是中港經濟和區域融合的部署。在特區政府失去向北京說不的能力下，香港將逐步失去九七前經濟命運自主的獨特角色，日後只能與大陸經濟命運一致。
配合上述的政治及經濟策略轉變，北京亦調整工作組織。最高決策及統籌交由政治局常委主持的港澳工作協調小組，同時在特區政府之外，組合從事香港工作的大陸幹部，建立第二支管治隊伍。在北京如此清晰的政經藍圖和組織細密的工作隊伍下，特區政府的高度自治只能越縮越細，集中到習近平所講的第五點指示，即如房屋等民生問題上面用功。
面對強大力量不斷侵蝕香港的自治，民間社會若要追求民主，捍衛高度自治，必須拋開幻想，認清現實，加強團結，持續抗爭，再沒有分裂的本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