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本專欄的前一篇文章《中國共產黨將以馬列毛鄧和王滬寧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中已經說過，無論是十九大還是二十大，「習理念」與毛思想、鄧理論、江思想、胡觀點並列寫進黨章，共同成為下屆接班集體的「指導思想」只是早晚的事情。但仔細想來，其實無論是江澤民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還是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甚或習近平的「治國理政新理念「，都不過是「王滬寧思想」的組成部分。所以，未來再次修改過的黨章完全可以把中共指導思想的表述 簡化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王滬寧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回想當年，一直是自恃才高又自命清高王滬寧以中國大陸著名政治學家、復旦大學青年教授身份叩開中南海大門,正式充當江澤民幕僚的消息,在中國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群中引起一陣不大不小的震動。有人認為這是江澤民藉此向知識界表示本領導核心自有開明之處;有人認為王滬寧「學而優則仕」的選擇，代表了中國大陸知識界經過「六四」后長達六年的沉寂和反思,開始了對中共現政權的重新認同。這些分析都不能說是錯,但最關鍵的原因還是江澤民急於趕在鄧小平咽氣之前在治國救黨方面「拿出自己的東西」,搞出鄧後時代政治概念的塑造。而王滬寧在政治學理論上的建樹正投江澤民的政治品味。
當然,當年中國大陸理論界對王滬寧「從政」的選擇頗不以為然者也大有人在。進入中南海前,王滬寧曾是一份理論界同仁刊物的編委之一，,他進入中南海之後其大名便在這份刊物上消失了。究其原因,是其他幾位編委都認為既然你王滬寧已經從政,你的身份便從專家變成官僚了,繼續在學術刊物上挂名不太合適。
其實,對當年的江澤民政權是否應該認同是另一個角度的問題,但就政治學專家、戰略學家充當一屆政權決策者的幕僚這一現象本身來說,應該被看作是一種進步,至少應該被看作是決策者明智的表現。
眾所周知,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視其為政治對立面、打擊對象;鄧小平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視其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令其靠邊站—-「不爭論是我的一大發明」意思就是讓搞理論研究的人別搗亂。所謂「鄧小平思想」概括成兩句話就是「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和「摸著石頭過河」。
而到了江澤民這一代領導人,如果繼續沿用鄧小平的辦法，沒等摸到石頭可能就淹死在河裡了。江澤民正是看明白了這一點，才下決心在決策層周圍建立起由理論界人士組成的幕僚圈。
王滬寧曾經說過:「歷史告訴我們,政治常有,而政治學不常有。」「自己過去在寫政論文章時,「完全是受變革時代的召喚,逐漸地悟出了責任、良心和嚮往。」
他在將這些文章結集成冊時,曾將厚厚一本《王滬寧集》冠以「比較.超越」的副標題。如此說來,自中共九二年的十四大之後,特別是自江澤民對外宣稱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獨自理政之後,王滬寧經過反覆「比較」,深深感覺中國大陸的政治形勢已經從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之後僅有「政治」的時代,再次進入一個有「政治學」的時代;進入一個他自認為可以「超越」某種境界的時代。形象一點說,就是在對上海復旦大學的教學「小樓」和中南海里中共中央辦公大樓進行比較之後,終於超越了他「保持『大腦衛生』」的清高。
王滬寧曾以美國著名政治思想家潘恩自比，並引用潘恩的話來比照自己這位政治學者對政治的態度。他曾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寫道：「從本行而言,我喜歡做理論研究,我的長項是政治哲學,對此道一向念茲在茲。但在中國變革的大氛圍中,終究按捺不住,受外界熱烈運動之感召,動手寫起有關中國政治發展的文章。鬼使神差竟然寫了一些,而且興味愈增。此次將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才發覺需要反省一下。我想起潘恩在《理性時代》里說的一句有意思的話:『我不喜歡所謂的政治。在我看來,政治不會比騎馬術一詞的含義具有更多的含義。』然而,潘恩卻是美國遐邇聞名的政治思想家。他接著說的話表明了他的想法:『以我自己來評判,如果不是為了美國的事務,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不論什麼題目上我永遠不會以一個作家的身分而聞名。』我欣賞他所表述的意境。我寫此類文章,完全是受變革時代的召喚,逐漸地,悟出了責任,良心和嚮往。應該說,沒有變革的洪流,便沒有它們。一位政治學者對政治的態度,近乎胡適先生講的『沒有興趣的興趣』,他最有興趣,又最不能有興趣。」
從那以後，王滬寧就靠「中國的事務」,靠開墾中國平庸時代的政治處女地,使自己得到一個普通作家無法得到的高度「聞名」。但這前提條件必須是江澤民等人靠他王滬寧的政治理論包裝成功地把政權維持下去。此其一。
其二,他王滬寧作為一位政治學者對政治的態度,即使果真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近乎胡適先生所講的「沒有興趣的興趣」,既然已經正式進入江澤民的政治幕僚圈,今後就必須全心全意地進入所謂的理論「介入」;就必須努力適應一個全新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從作人心態至作學問的方式;從個人志趣到專業興趣都必須迅速完成從專家到智囊,從教授到幕僚的轉變。 另外,一黨專制條件下的統治者幕僚,與民主開放國家的領導者智囊畢竟不完全是一回事。從在理論界初出茅廬直到問鼎中南海之前,王滬寧有的是機會出外訪問,僅到美國已經有七、八次之多。雖然自正式成為江澤民理論智囊之後,其王滬寧大名除了被西方學術界同仁熟知,亦開始受到西方政界乃至情報界的重視,但也正因為如此,他王滬寧從此以後,再沒有可能象從前那樣,接到一紙外國某大學、某學術機構的訪問邀請便欣然前往。去了以後,更沒有可能象過去那樣舉止行動上隨心所欲,座談討論時暢所欲言。
不得不承認,自鄧小平時代開始后,中國大陸的體制外知識分子相比於毛澤東時代自由了許多—-特別是言論自由,但祗要是已經進入體制內並想長期保住這隻飯碗的知識分子,卻遠沒有西方國家的政府智囊們活得瀟洒,不僅僅是言論自律,違心的話也不得不說。這也許是王滬寧進入中南海之後反而鮮有自己署名的文字公開發表的原因之一。
進入中南海之前,除了散見各理論刊物和綜合性報刊的長短文章,王滬寧還給自己定下了一年一本書的工作計劃。日後，他的某種思想觀點不被江澤民，以及日後的胡錦濤和如今的習近平接受自然不能公開發表,。而一旦被江澤民等三人接受又會立刻以總書記講話、中央文件之類的形式公之於眾,再無可能署上他王滬寧的大名為個人打理論上的知名度。這也是曾經對王滬寧比較敬重的一些大陸理論界人士，對他作出入仕選擇頗感遺憾的原因。
從王滬寧「入仕」至今，一轉眼已經二十三年有餘，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時間也已經整整十年。前五年是書記處書記，后五年是政治局委員。下一個五年呢？
筆者大致查閱了一下外界近兩年時間來對王滬寧十九大上政治前途的揣測文章，發現越到十九大召開時間的臨近，對他進政治局常委會的「呼聲「越小。中共正式對外宣布了十九大召開時間之後，筆者再未讀到過一篇把王滬寧列入十九屆政治局常委的文章。關於王滬寧如果不能在十九大上進常委，那麼是僅僅繼任一屆政治局委員，還是會有第三種安排的可能性，都是筆者下篇文章所要涉及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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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編: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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