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民報 作者: 余傑
「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土，但不可以扭曲如蛆蟲」——曼德拉
1921年，有鬼才之稱的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到中國採訪和旅行。跟很多日本文人一樣，他心中存在著一種對古典中國的「鄉愁」和想象：中國人應該都像諸葛亮、李白、杜甫、辛棄疾、蘇軾、文天祥那樣，個個光明偉岸、個性分明，講氣節、懂禮貌。到中國后，芥川龍之介發現，他看到的中國人卻像《金瓶梅》中的西門慶、陳敬濟，用他的原話來說：「換言之，現代的中國並非詩文中的中國，而是小說中的中國，猥褻、殘酷、貪婪。」寫這句話前，他正看到一個中國男人當眾脫下褲子朝美麗的湖水裡撒尿，現實中國和他在書里讀到的中國相去甚遠。
經過中共半個多世紀暴政的摧殘，當下的中國比起1921年的中國來，不知又「猥褻、殘酷、貪婪」了多少倍。有一位常年在海外居住的華人回國后的感受是：醫院里，人滿為患，大家像一群動物那樣擠來擠去。護士對病人吆五喝六，一點不體恤，也不尊重。如果不給紅包，麻醉師會故意讓你受苦。在許多其他地方也是一樣，到處不被當人看，要辦點事，如果沒有有力的「關係」，就得低三下四當孫子。這種感覺令人非常憋屈，特沒尊嚴感。
旅美學者徐賁用「粗鄙」這個詞形容中國的現狀：粗鄙的本質是無視別人作為人的尊嚴，基本特徵是無同情心、無視別人的感受，甚至暴力、殘忍、故意傷害。近年來，經濟上的富裕和大學教育的普及並未改變中國人精神生活的粗鄙化趨勢。有權勢者不僅對弱者有粗鄙行為，他們自己也常常相互粗鄙對待。民眾也習慣於用「屌絲、草民、P（屁）民」等自我貶低的說法自我解嘲。徐賁指出，與社會裡的許多道德惡疾一樣，粗鄙對人的心靈毒害會很深。它是道德惡疾，一開始人們討厭它，但漸漸從厭惡轉為失望和絕望，又逐步適應、隨遇而安、麻痹、冷漠，直到默默接受。粗鄙最嚴重的後果是「人人害人人」，互相不把他人當人對待。比如，在中國，有毒食品從生產到銷售形成一條「我害人人，人人害我」的鏈條，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中國已經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富起來的中國人到海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搶購奶粉。在德國，有中國留學生因代購奶粉、從事跟自己身份不符的活動，而遭驅逐出境。德國警方到被檢舉做代購的學生家一看，滿地紙箱裝的全是奶粉。中國駐德國大使史明德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看到中國民眾搶購德國奶粉，感到很傷心。「偌大一個中國，如果嬰兒都要靠外國奶粉來供養，全世界也養不起，這個問題的根源很清楚，就是食品安全問題，更是誠信問題，中國的企業要取信於民，要有最起碼的道德底線。」這位大使先生是獨裁政府的高級官員，說話只能點到為止，將責任一股腦地推到企業身上，彷彿一切過錯都歸於企業。他不敢說出的真相是：食品安全問題看起來是發生在生產領域的經濟問題，但實質上卻是政治腐敗、經濟倫理畸變、環境生態持續惡化中所產生的惡果。漫長的獨裁暴政使中國成了名副其實的流氓國家，如此才會出現有毒食品（包括嬰兒奶粉）泛濫和全球搶購奶粉的奇觀。
徐賁用「粗鄙」一詞形容中國，當年柏楊用的說法是「醜陋」，兩個貶義詞的含義近似。然而，在我看來，粗鄙和醜陋的貶義都太輕了，不足以窮形盡相地將中國的「壞」傳達出來。我使用的詞語是「卑賤」：這個充斥著流氓無賴的國家，這個統治者跟被統治者一樣下流的國家，只配得上卑賤這兩個字。
朝廷「儒表法里」，民間《三國》《水滸》
「東方多流氓（流氓是順民和暴民的複合體），西方多公民。」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重大差異，從中國文化與希伯來文化和希臘文化的對比中就可看出來。
希伯來文化和希臘文化，即所謂的「兩希文明」，是現代西方文明的源頭。以希伯來文明而論，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將迦南美地賜予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形成了「土地神有」和「土地神賜」的觀念。舊約《利未記》記載：「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舊約《民數記》記載：「以色列人要各守各祖宗支派的產業。」
摩西之後，以色列人進入士師時代。士師既是宗教領袖，也是政治和司法領袖。由於士師的失敗和百姓的罪性，在以色列人的強烈要求之下，上帝又為他們設立權力更大的國王。不過，以色列王不是「絕對君主」，其王權受到猶太傳統、祭司以及民間輿論的諸多限制。以土地權而論，以色列王不像迦南諸王那樣對私人土地擁有絕對權力，需要用交易的方式取得土地。在「拿伯的葡萄園」的故事中，亞哈王及其邪惡的王后耶洗別想要獲取拿伯的葡萄園，一開始要用換地或市價購買，而且給優渥的價格。拿伯根據摩西的律法拒絕出讓葡萄園，因為以色列人依法不可把祖業賣斷給人，那是神賜給他的產業。
可見，公民權利跟私有財產息息相關。中國先賢孟子也意識到私有產權的重要性，《孟子·滕文公上》中說：「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然而，古代中國並未形成私有財產（特別是土地）神聖不可侵犯之觀念，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如果皇帝看上某人的土地和財產（包括妻女），他不用想方設法，直接下命令就拿來打上自己的烙印。在今天的中國仍然如此，福布斯富豪榜上那些富可敵國的富豪，一夜之間就可能淪為階下囚——在黨國面前，再富有的商人也不過是螻蟻一般卑微。既然人民的「恆產」是水月鏡花，其他權利也就無從談起。
以希臘文明而論，公民作為一種政治身份，最早出現於希臘城邦政治結構之中。希臘文的「公民」（Polites）一詞由城邦（Polis）一詞衍生而來，其原意為「屬於城邦的人」。在困厄中堅持獨立思索的學者顧准在《希臘城邦制度——讀希臘史筆記》中指出，中國的政治制度與西方的分野在此就已出現：「希臘城邦制度的另一個特點，亦即使得這些蕞爾小邦頑強堅持其獨立的主權在民與直接民主制度，是我國古代從來不知道的東西。」
那麼，誰是公民？亞里土多德指出：「凡有權參加議事或審判職能的人，就可以說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城邦的一般涵義，就是為了要維持自給生活而具有足夠人數的一個公民集團。」而且，「凡享有政治權利的公民的多數決議，無論在寡頭、貴族或平民政體中，總是最後的裁斷具有最高的權威。」這種意義上的公民，在中國仍未出現。我在中國生活的39年裡，從未投過一次票。那個像雜耍團一樣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如木偶般一年一度行禮如儀。而我的兒子在美國上小學二年級，老師就向他們講解如何投票選舉總統和議員——他們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人民也可以用選票趕他們下台，兒子如此理直氣壯地向我宣布。
既然沒有產權和人權，流氓便成為百姓的主體。中國古代有士農工商的四民之分，排在他們前面的群體其實是流氓，或者說在這四種「職業」中，具有流氓氣質的是大多數。流氓、無賴、痞子，大致都是一類人，是中國人的主體。
從有關辭典的釋義來看，對流氓所下定義如下：一是指居所不定之流浪者。二是指所謂的莠民。胡祖德在1923年出版的《滬諺外編·新詞典》中，首次收入「流氓」這一詞條，並詮釋說：「無業之人，專以浮浪為事者，猶日本謂浪人，北京謂土混混，杭州謂光棍，揚州謂青皮。」這裏所說的流氓，最突出的特徵就是「無產無業」。《中文大辭典》的解釋是：「今謂擾亂社會秩序安寧、專事不良行為者，亦曰流氓，與無賴同。」《漢語大詞典》解釋說：「一是本指無業游民，後用以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人。二是指施展下流手段、放刁撒潑等行為。」《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一，原指無業游民，後來指不務正業、為非作歹的人。二，指放刁、撒賴、施展下流手段等惡劣行為的人。」
1931年，魯迅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作題為《流氓與文學》的講演時，曾對「流氓」一詞作如下界定：「流氓等於無賴子加上壯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約有兩種東西：一種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種是墨子之徒，就是俠。這兩種東西本來也很好，可是後來他們的思想一墮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文中的「無賴子」、「壯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語詞彙，即無賴、流氓、痞子的意思。
從上述各種界定中可以看出，「流氓」包涵三層含義：
一是從職業看，基本是無業或不務正業者。徐珂在《清稗類鈔》一書中，援引上述說法：「上海之流氓，即地棍也。其人大抵各戴其魁，橫行於市，互相團結，脈絡貫通，至少可有8千餘人。平日皆無職業，專事遊盪，設阱陷人。今試執其一而問之曰：『何業？』則必囁嚅而對曰：『白相。』一若白相二字，為惟一之職業也者。」
二是從行為特徵來看，流氓具有為非作歹，擾亂社會秩序的特點。如黃式權說：「租界中無業游民群聚不逞，遇事生風，俗謂之『拆梢』，亦謂之『流氓』。」三是從道德規範的角度看，流氓主要是以放刁、撒賴、施展下流手法，諸如鬥毆、猥褻強姦婦女等惡劣行為，或以此惡劣行為擾亂社會秩序的人。
以上所說之流氓，多為皮相之談，只是狹義地界定出一部分人群。而「流氓」在中國社會中的影響，絕不僅止於此。作為一種語言風格、思維方式、精神取向和人格形態的「流氓氣」，早已廣泛而深刻地存在於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之中，以至於影響和左右了社會的運作。比如，人們都知道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是上海灘的三大流氓頭子，卻不知道或不願承認，中國的政治領袖、文化領袖也都是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者流。蔣介石跟他們有多大的差別呢？毛澤東又跟他們有多大的差別呢？一言以蔽之，朝廷是「儒法互補」，民間是《三國》《水滸》，合在一起就是上下勾連、聲氣相通的整個中國。
主宰中國社會運行的「明規則」，即「檯面上的規則」，是「儒法互補」的政治文化。儒學設定極高道德標準，要求人人成為忠孝仁義的道德聖人。台灣的中學國文課本收入《廉恥》一文，讓學生學習明清之際的大儒顧炎武在論「廉恥」時引用《五代史·馮道傳》中的那段話：「『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豈有不亂，國家豈有不亡者乎？」深愛儒學的蔣介石在〈新生活運動綱要〉中舉四維要義：「禮是規規矩矩的態度，義是正正噹噹的行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台灣的很多城市都有四維路、八德路。但是，表面上說得好聽，說話的人自己做得到禮義廉恥嗎？中國的歷史上又有幾個人做到了？
如果說儒家的人格是偽君子，那麼法家的人格是真小人。中國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後，表面上是儒家得勢，不過儒家的內涵在孔孟時代已有變質，滲入了法家思想。荀子是引法入儒的關鍵人物。歷代統治者以法家政策輔儒、道之不足，而有陽儒陰法、王霸雜用之政。從《韓非子》、《商君書》到《厚黑學》再到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極端黑惡的統治權謀術一脈相承。有論者指出，《商君書》是專供帝王們統治群眾的實用技術，商鞅主義是中國一切問題的總根源。「中國天下第一黑書《商君書》是左右通吃，文武百官黎民百姓通殺，只為君王一人啊！商鞅給他主子的鬼計的核心內容就是：為了主子一人的國的強大（即王業的強大，與群眾無關），只要做好兩件事，一是讓人民愚昧，愚昧了就弱，就可以容易被役使，就可以讓人民在平時做只幹活的牲口、戰時當炮灰。為了達到人民聽話的目的，就配合殘酷的刑罰！」
「儒法互補」的統治階級文化，沉澱到被統治階級和下層社會，就成了「潛規則」或「檯面下的規則」，就是由演義小說和戲曲潛移默化地塑造出來的倫理道德觀念。《三國》、《水滸》乃是流氓的傳記與教科書。《三國》中的劉關張都是流氓，所謂「桃園結義」，用電影《投名狀》中的說法，其目標就是：搶糧，搶地盤，搶女人。多年以後，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在蔣介石的國軍的圍追堵截之下，「萬里長征」來到陝北，其望梅止渴、鼓舞軍心的口號就是「打下陝北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1千多年過去了，中國的歷史仍是循環往複、毫無「進化」。
《三國》採用《世語》和《雜記》的資料講述了曹操早年的一個故事：曹操為逃避董卓任命而東歸，途中曾路過呂伯奢家，呂伯奢是曹操的結義兄弟，與曹操見面后吩咐家人殺豬款待，自己騎驢到西村去沽酒。曹操聞堂後有磨刀之聲，疑其圖己，將其全家老小殺掉。後來知道是誤殺，遂同陳宮策馬出逃。行不到二里，路遇呂伯奢驢鞍前鞽懸酒二瓶，手攜果菜，曹操揮劍砍伯奢于驢下，還大言不慚地說：「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這句話成了那些想當皇帝和想當村長的中國人的座右銘。從整死劉少奇的毛澤東到打死雷洋的北京昌平某派出所副所長邢永瑞（曾經是甘肅省文科狀元）不都是如此嗎？
在《水滸》中，梁山泊頭領的「階級成分」，以流氓無產者為主，少有真正的「貧下中農」。以最初投到梁山泊的晁蓋等7人的「階級成分」而論：晁蓋是專愛結識天下好漢的山東濟州鄆城縣富戶，吳用為不第秀才，公孫勝為雲遊道人，劉唐漂泊江湖，三阮打魚為生，白勝則為閑漢。他們反抗官府算不上「農民起義」，而是「流氓奪權」。他們建立的梁山，是另一個等級森嚴的官府，如同王實味批判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轉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延安社會。延安就是用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新思想包里的「新梁山泊」。毛澤東及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掌握最高權力的「五大中央書記」，沒有一個是農民出身。
當這些英雄好漢從流民變成暴民之後，不但飢荒問題可以順利解決，便是色荒也可以迎刃而解。小霸王周通做了山上大王，竟然可以跟桃花村劉員外家的小姐訂婚。倘若周通未曾落草，哪能撇下20兩銀子、一匹紅錦為定禮？縱令周通能拿出20兩銀子和一匹紅錦，又哪能跟「門不當、戶不對」的地主家小姐訂婚？延安時期，從毛澤東以下的大小土匪頭子，不就娶到了上海影星、教會學校的女學生嗎？不僅有女人，更可排座次，分果果。流氓中的老大，甚至能修成正果，稱王稱霸乃至黃袍加身。
《三國》與《水滸》是中國人的「葵花寶典」，是「流氓速成教材」——當然還有《孫子兵法》。專制社會的常態是，政客相殘、軍人相殺、文人相輕、商人相騙、藝人相妒、草民相賤。專制社會沒有公平競爭，能爬上高位並且站穩的主，大都不擇手段、心狠手辣。他們害怕別人也如此流氓下流，就祭出一套適用於聖人的道德標準，即作為「顯文化」的孔孟之道，冠冕堂皇、義正詞嚴，擺在檯面卻在實踐中處處行不通。而實際主宰這個社會的，則是一套精密的「潛文化」，包括厚黑文化、痞子文化、犬儒文化、遊民文化、拜金文化、拜權文化等，難於啟齒卻暗中過五關、斬六將，通行無阻。
除了《三國》、《水滸》、《孫子兵法》以外，千百年來口碑相傳、熏陶心靈的中國俗語文集，乃是託名諸葛亮所著的《增廣賢文》。這部雅俗共賞的民間智慧集錦，即便販夫走卒、引車賣漿之流都能誦讀若干章節。後世又有若干類似的格言集問世，如《菜根譚》。這類箴言集一面教誨人們做君子，一面又教唆人們當小人。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又說「百無一用是書生」。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又說「人靠衣裳馬靠鞍」。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又說「各人自掃門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說「士可殺不可辱」；又說「好死不如賴活」。說「貧賤不能移」；又說「人貧志短，馬瘦毛長」。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又說「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說「明人不做暗事」；又說「兵不厭詐」。說「宰相肚裡能撐船」；又說「有仇不報非君子」。這些人生格言不能說沒有人間的智慧，卻是沒有光的黑暗的智慧，正如到中國宣教的亞瑟·史密斯所說：「中國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氣正直的純正品性。」
皇帝、軍人與文人不脫流氓本色
主導西方歷史的有三種人：教士、商人和農場主；左右中國歷史的也有三種人：皇帝、軍人和文人。中國的皇帝、軍人和文人，在骨子裡和精神上都是流氓無賴。
先說皇帝。皇帝中最具流氓氣的是漢高祖劉邦。據《史記》記載，劉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也就是「遊手好閒」。劉邦的老爸常常罵他是「無賴」，認為他趕不上他的二哥。後來，劉邦做了皇帝，大宴群臣，置酒于未央宮前殿，特別舉起酒杯，為太上皇祝壽，說了這番話：「始大人常以臣無奈，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就是說，現在天下都是我的產業，我難道比不上二哥嗎？老爸你當年看走了眼！好一副小人得志太倡狂的嘴臉，當著群臣的面公開羞辱父親，非百分之百的流氓，豈能做出這種事情？
由於劉老漢只是個窮農民，青年劉邦沒有「我爸是李剛」的飛揚跋扈，也沒有如今中國首富王健林的兒子王思聰「專門挑選胸大的女生」的嗜好，只能在沛縣這個窮鄉僻壤當個「混混」。《史記》中記載：「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卧，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劉邦常去酒家喝酒，不給錢，只打白條。到了年底結算時，店家將賒賬一筆勾銷。店家為何視金錢如糞土？《史記》的記載很有玄機：「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這是後來演繹出來的《聊齋志異》的情節。「免單」的真正原因，大概是店家發現劉邦既是小公務員又兼黑社會頭子，黑白兩道通吃，能找他要錢嗎？不要說錢要不到，說不定會把命丟了，權當交保護費了。
白吃白喝還不是大流氓，劉邦看到秦始皇出巡的顯赫與威風，產生了「大丈夫當如是也」的雄心壯志。在與項羽爭奪天下的過程中，劉邦取勝的原因是他比項羽更流氓。流氓無賴氣的表現是，只講利害，不講信用，不講道義，不講人情，所謂「無知者無畏」、「無情者剛強」。劉邦為了自己保命，不惜將自己的孩子拋棄。「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孝惠、魯元為劉邦一雙兒女），滕公（夏侯嬰）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就連駕車的親信夏侯嬰都不忍心，將扔掉孩子撿回來，而劉邦再次扔下，前後3次！其殘忍自私，堪稱人間極品。
還有一次，劉邦戰敗，家人被項羽俘虜。兩軍對壘，項羽設置一口巨大的鍋，把劉邦的老爸綁在旁邊，威脅說：「你趕緊過來投降，否則我將你老爸煮成一鍋肉湯。」劉邦的回答是：「吾與項王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吾一杯羹。」千鈞一髮之際，劉邦還不忘幽項羽一默，意思是：「大哥啊，當年咱們可是結拜兄弟。這老劉不僅是我爹，也是你爹，你若當真狠心將你爹煮來吃，我倒願意分得一杯肉湯，嘗嘗味道如何。」這真是「我是流氓我怕誰」！劉邦在這場「比狠」的心理遊戲中大獲全勝。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項羽無計可施，乖乖將劉老漢歸還給劉邦。
項羽不敢將劉老漢煮來吃掉並分一杯羹給劉邦，他註定了當不上皇帝。這就是中國歷史的真相。皇帝的龍椅必須是此種「厚黑無形」的人才能坐上去。歷史學家史式在《皇權禍國》中評論說：漢帝國開國之君就是流氓無賴；劉邦能當上皇帝在歷史上開了一個惡例；秦帝制損害有限，漢帝制遺患無窮。
劉邦這樣的流氓皇帝，不是「後無來者」。明朝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比劉邦更流氓。近代以來，國民黨黨魁蔣介石和共產黨黨魁毛澤東又更上一層樓。歷史學家戴鴻超在《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中，比較了蔣毛治國的種種異同，卻未能道出兩人在本質上的異同：蔣介石是城市流氓，毛澤東是農村流氓；蔣介石是沿海流氓；毛澤東是內地流氓。近代以來的中國，沿海的城市多少浸染了歐風美雨。蔣介石為了跟宋美齡結婚，讀過聖經，也會禱告和做禮拜，流氓氣淡了一點，奪天下的時候就敗在毛澤東手上。
再說軍人。李鴻章是清末淮軍和北洋的開山鼻祖，對中國近代歷史演進影響巨大。史家王爾敏在《淮軍志》中指出：「淮軍的形成，時勢的影響，與李鴻章個人的作風，均極關重要。」然而，無論是淮軍還是北洋軍，都只有近代的「硬體」（武器），而無近代的「軟體」（觀念）。李鴻章學習西方，停留在器物層面：「惟深以中國軍器遠遜於外洋為恥，且日戒諭將士虛心忍辱，學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若駐上海久，而不能資取洋人長技，咎悔多矣。」
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對其評價並不高：「史家評霍光曰不學無術，吾評李鴻章亦曰不學無術。」無論是軍事生涯，還是政治外交，李鴻章都用流氓手段解決。與西方列強合縱連橫，他既給別人賄賂，也收取別人的賄賂，他不覺得這是「犯罪」。他一生的事業全是紙糊的房子，不等他撒手歸去，就親身經歷北洋海軍在甲午海戰中灰飛煙滅，又看到八國聯軍打進北京。他還得代表朝廷跟日本人和八國洋人簽訂《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耗盡心力而死。
李鴻章一生最大的劣跡，是鎮壓太平天國時，背信棄義地屠殺數萬名已投降的太平天國將士。太平天國不是什麼好東西，不是共產黨正面評價的「偉大的農民起義」，但既然駐守蘇州的太平天國官兵已跟協助清軍的戈登「常勝軍」達成投降協議，清軍順利佔據蘇州，那麼殺害放下武器的俘虜，就是人神共憤的流氓行徑。
太平天國非常殘暴，鎮壓太平天國的清軍同樣殘暴，自相殘殺從來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1863年6月13日的英文《北華捷報》如此報導清軍對太平軍的殘酷屠殺：每名俘虜都被綁在火刑柱上，有人把很多的箭針用力戳進俘虜身體的各個部分，他們從俘虜身上把肌肉一塊塊割下來。而後用鈍刀亂砍亂戳，並以鋸子鋸的行動將這幾個俘虜的頭顱從他們的身體局部地割斷。西人辦的《中國之友報》亦披露說：叛軍遭到可怕的屠殺。在俘虜的9千多人之中，據估計，主要被清軍殺死或溺斃的即達6千人。毫無疑問，清軍倘有機會，還會屠殺10倍的人數。
作為雇傭軍首領的戈登曾在世界各地作戰，他不會有慈悲心腸，但他是邁入文明社會的西方人，不能容忍大肆屠殺俘虜的事件。一天以後，戈登得知屠殺俘虜的實情，憤怒地搭上火輪駛抵李鴻章的大營，欲找李鴻章興師問罪，但李鴻章已到對岸參加入城儀式。而後，戈登主動與英領事館通報此事件，揚言要將蘇州交還太平軍，並且率領他的常勝軍攻打李鴻章的部隊。幾經多方勸說，方才作罷。
戈登所信仰的是某種正在成形的「近代觀念」或者說「普世價值」。在英軍焚燒圓明園之際，戈登目擊悲慘之景，深感不安：「會送書于其本國，極言英軍之凶暴，殊非公理。」在崑山之戰中，戈登曾俘虜8百余太平軍，「極厚遇之，彼等大喜，皆乃投于常勝軍，反向敵軍而誓戰」。當李鴻章屠殺俘虜之後，戈登拒絕清廷的賞賜：「陛下所授與物品，因蘇州陷落以來之事情怏怏而不敢納受，實為千秋之遺憾。」
跟戈登的悲憤形成鮮明對比，飽讀聖賢書的「中興名臣」們並不以殘殺俘虜為恥。聽說蘇州受降，曾國藩「初大喜，繼愁絕」，得殺降之報后，欣然稱道，「此間近事，惟李少荃在蘇州殺降王8人最快人意」，「殊為眼明手辣」。戈登對殺降的憤怒，在李鴻章看來是小題大做，「煦煦婦人之仁，脅令收撫，稍一濡忍，變生肘腋」。而清廷也認為戈登「不知此中權衡自有一定之理」。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引用一段日本學者蘇德富峰對李鴻章及中國人的苛刻評價：彼可謂支那人之代表人也。彼純然如涼血類動物，支那人之性也，彼其事大主義，支那人之性也，其容忍力之強，支那人之性也，其硬腦硬麵皮，支那人之性也，其詞令巧妙，支那人之性也，其狡獪有城府，支部人之性也，其自信自大，支那人之性也。
中國的歷史是「槍杆子里出政權」的歷史，軍人也未能脫離流氓氣，未能如其他國家那樣在近代轉型過程中成為一個受人尊敬的群體。李鴻章的流氓氣質影響了北洋軍閥，他臨死之前向朝廷舉薦的接班人是跟他具有同樣流氓氣的袁世凱。袁世凱之後的軍閥頭子，更是一蟹不如一蟹。國民黨軍人則更等而下之，國共決戰之徐蚌會戰前夕，傅斯年上書蔣介石，痛陳前線指揮官劉峙之不稱職：「今日南京一般有識之士……最憂之對象，即為劉峙將軍。劉將軍隨鈞座多年，戰前亦有戰功，然抗戰以來，未有勝仗，舉措多失，推求其故，彼有兩個大毛病：一，好錢。軍人如好賭，好酒，好色，以及好殺，同皆為毛病，然毛病之最大者無如好錢，一經好錢，聰明人亦愚蠢，有作為者亦無作為矣。……二，天資不足。劉將軍不特無近代觀念，即一般常識亦在一般將領之下，貌雖似奉命唯謹，然以如此知識，實辦不了事。」
可惜，蔣不聽勸告，終於導致全線潰敗。再到共產黨時代，因貪腐入獄的兩名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宛如劉峙之升級版，貪財好色、結黨營私、販賣軍銜、無惡不作，直將軍隊當菜市場。中國至今沒有真正的國防軍，只有為獨裁政黨看家護院的「家丁」。
（此文收入余傑新作《卑賤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