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寧馨
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以來，西方和中國學術界對中國前景的預測不絕於耳。有人認為中國崛起之勢不可阻擋，並將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強；也有人始終不看好中國，十多二十年來不斷預測中國的崩潰。著名經濟學家何清漣女士和轉型問題學者程曉農先生最近在日本和台灣出版了他們的新作「中國：潰而不崩」一書，獨闢蹊徑地提出，中國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將處於潰而不崩的狀態。他們為什麼得出這樣的結論？為什麼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沒有辦法再持續下去了？一個「潰而不崩」的國家對於它的國民和世界意味著什麼？
嘉賓：經濟學家何清漣，轉型問題學者程曉農。
何清漣表示，美國華府的中國研究圈（主要是智囊群體）分為兩派，一派是屠龍派，認為中國強大於世界有害，提出中國威脅論，希望遏制中國；另一派是擁抱熊貓派，認為中國崛起於世界有利，要與中國加強合作，成為夥伴關係，雙贏共存。屠龍派隱隱希望中國崩潰，擁抱熊貓派相信中國強大。我們指出的中國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潰而不崩，不僅是指中國不可能真正強大，還會因為中共要維持這個政權的穩定，將不斷透支各種資源，透支未來，這個透支的過程就是消耗中國社會重建資本的過程。這個結局不符合上述兩派的想象，也不符合中國政治反對人士的預言。中共當然也不會喜歡。但我是位學者，據實而言是學者職責所在。
何清漣說，中共為了維持政權的不崩，一是靠經濟發展，為中共贏得合法性，二是讓統治集團形成了自我服務的自利型分肥機制，政府既是經濟發展的推手，也是各種社會問題的製造者。而經濟發展的每一領域，幾乎都是侵奪老百姓的生存權利，比如房地產業要發展，農村的征地與城市拆遷，造成上億失地農民與數百萬無家可歸的拆遷戶。污染企業通過利益共謀，讓政府獲得稅收、官員獲得租金即好處費，造成嚴重污染，癌症村遍布全國。因土地拆遷、環境污染引發的社會反抗成為群體性事件的兩大主要類型，然後政府為了維穩，又花了巨額的國家安全費用，即俗稱的維穩費用，近八年來，與軍費開支不相上下。這種統治方式，就是社會一步步潰爛下去的過程，政權的崩潰成為一個漫長的過程，讓社會分期支付代價，其實就是讓國家、人民為政權穩定支付一切代價。
在談到未來中國經濟放慢甚至停滯的後果時何清漣說，對於中產階層來說，一是工作機會喪失，外資撤出已經導致不少白領失業。二是其家庭主要資產房產將縮水。中國家庭資產，68%以房產形式體現，房產體現的貨幣價值讓中產覺得自己似乎有錢。經濟不能繼續繁榮，房地產泡沫事關全局，政府雖然儘力不讓泡沫破裂，但採取的方式卻是讓房地產泡沫持續縮水，比如各地在未來幾年內將開徵的房產稅。對於社會底層來說，除了就業艱難之外，底層出身的大學生失去社會上升管道。《中國：潰而不崩》分析了中國陷入制度的結構性鎖定，其中就含有社會階層的結構性鎖定：80%的中國人處於社會底層。窮則思變，這種社會結構註定了中國的社會關係極度緊張，是個社會矛盾極度尖銳的高風險社會。
既然社會成員的生存、生態環境和道德倫理都處於嚴重的潰爛狀態，為什麼中共政權卻不會崩潰呢？對此何清漣表示，一個政權的崩潰需要四個條件。一是統治集團嚴重的內部鬥爭，最高權力到了控制不住的地步；二是官民矛盾勢同水火，官府的滅火能力嚴重不足；三是政府已經陷入財政枯竭，支付不起高昂的維穩費用；四是外敵入侵。這四種情況，除了外敵入侵之外，其餘三個都有跡象，但都沒到失控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對中國民主化進程唯一能夠施壓的美國，並不希望中國發生大的動亂。比如前任總統奧巴馬，他去年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的文章，就明確表示，一個衰落的中國比一個強大的中國更可怕。
面對中國潰而不崩的現狀，有沒有任何解藥？何清漣說，在書的結語中，我們指出了一條地方自治的道路。這個地方自治有前提，就是尊重私有產權，將地方資源劃歸地方民眾公有，允許地方擁有政治選舉權、新聞自由、自辦教育。每個地方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決定該地的治理方式。這樣做是有基礎的，因為中國各地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各地民眾的思想開放程度有很大差別。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兩位博士做的一項中國地區間意識形態差別也證明了這一點，沿海與經濟發達地區開放，大陸與老少邊窮地區相對閉塞。目前一刀切的治理，既束縛了發達地區，又讓落後地區產生了嚴重的依賴性。自治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這是現實條件。
從歷史上來看，清末發生辛亥革命，全國沒有陷入瓦解，而是相對平穩地過渡到民國時期。當時無論國內外，對這種平穩過渡都很滿意，給予很高評價。但究其原因，卻很少有人提到一件事，即清政府從1905年開始實行新政，其中有一部《地方自治章程》，於1906年實施。這一地方自治雖然只放權于紳，並且只放了一些小權，但這個鄉紳階層在過渡期間，對穩定地方起了較大作用。也就是說，清政府當時在為自己準備後事時，做了一些準備。目前，中共政權面對目前這麼多矛盾，也應該考慮一下後事。
程曉農表示，中共政權是一個盜賊型政權。改革40年來各級官員和紅二代當中很多人都發了橫財，而江澤民、胡錦濤時代又為他們開創了一條保財保命的新出路，就是「出走」，即轉移資產、移民國外。他們走了這條路，就改變了他們與中國的關係，他們不再與中國共存亡，而是象「殖民者」一樣，撈夠就開溜；對他們來說，中國這塊故土就變成了「被佔領地區」，從國內搜刮財富，再拿到國外安度餘生。這種行為與盜賊相同，還不如土匪呢，因為佔山為王的土匪還知道「兔子不吃窩邊草」，只有盜賊是偷完就溜，不會與被偷的人共同生活下去。
程曉農說，今天的中國，作為社會支柱之一的倫理道德已經淪喪。人心崩壞的特點是兩個，第一，價值觀扭曲導致行為扭曲，許多人為了錢，不惜採取各種損壞他人的行為，人人害我，我害人人，大家彼此不敢信任。第二，道德標準跌穿底線，不講是非，不辨真假，只按個人利害來判斷行為得失。人心崩壞對一個社會的破壞力在於難以修復，無論是政府，還是思想啟蒙，都無法輕而易舉地重建道德倫理。在一個時代，一旦許多人都人心崩壞了，今後許多代人都會自然繼承這樣的人心崩壞。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底線由此崩盤，中國的民主化將來也必然艱難竭蹶。
為什麼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高速增長不可複製？對此程曉農表示，過去20年中國的經濟繁榮主要靠兩個因素，一是引進外資、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出口熱，而是房地產熱。這兩個因素都是一次性機會，可一而不可再。這樣的一次性機會消失后，中國也就告別了以往的經濟繁榮，進入了中國政府所說的「經濟新常態」，也就是不再有繁榮的長期經濟困難。
程曉農在談到繁榮不再的後果時說，中產階層是過去20年經濟繁榮的受益階層，不少特大城市的中產家庭因房產增值而成為千萬富翁，他們當然希望保財、保經濟社會地位。但一個冷酷的現實是，政府要自保，就必然從有產階層兜里往外掏錢，即將全面推開的房產稅就是第一步。對底層社會來說，過去經濟繁榮時他們不過是有口飯吃，今後國家的經濟日益困難，他們的生活將變得更艱難。
程曉農認為，中共雖然建立了強大的國家機器來全方位控制社會，但中共維穩面臨著巨大的財政壓力。維穩要養軍隊、警察等鎮壓機器，開銷很大，2016年上調軍人待遇之後正連級每月拿8-9千。而經濟繁榮結束后中央財政和各地方財政都越來越緊張。過去4年中國的財政真相是，31個省市中只有上海、廣東、北京、浙江、江蘇、福建這4省2市的財政收大於支，剩下25個省市的財政都是支大於收，靠中央財政撥款活下去。有結餘的這4省2市只能盈餘3萬億，而其他差錢的25個省市今年的財政缺口是5萬億；五分之四的省市吃中央，而去年中央財政已有4萬億缺口，今年的虧空會更大。
來源：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