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北京大學副校長鄒魯風
記者/主持人：陳克江
來源:希望之聲 （記者陳克江綜合報導）1959年10月26日，北京大學副校長鄒魯風在「反右傾」運動中，因「人民公社兩校調查組」一案，被逼自殺，年僅49歲。
鄒魯風（1910～1959），東北遼陽人，曾是流亡到內地的東北大學的學運領袖，「一二·九」運動時，是示威遊行隊伍的「總糾察」。在北平學聯期間，他受地下黨委託，曾三次見到魯迅。1949年10月1日以後，鄒魯風歷任東北政府教育部副部長、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和北京大學副校長等職。
1958年，「高燒40度以上」的毛澤東高舉「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在全國範圍內颳起了一股兇猛的「浮夸風」、「窮過渡風」、「瞎指揮風」、「高指標風」、「共產風」，把中國引向了一場導致近4000萬人被活活餓死的巨大人禍之中。
1958年8月29日，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11月，根據中共北京市委的指示，由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兩校黨委調集兩校師生162人組成「人民公社兩校調查組」，赴河北省藁城縣、河南省信陽縣、魯山縣進行調查，這一調查組的總負責人是鄒魯風。
調查組出發之前，兩校黨委召開大會，北京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陸平，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兼黨委書記胡錫奎都出席歡送會。在此之前，毛澤東「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正在遍地開花地變成現實。然而，全國上下的浮夸風、共產風和公共食堂風已經顯現出惡果，農村生產力遭受到極大破壞。所以，此行如何調查？到底該說好還是說不好？曾有人為鄒魯風捏了一把汗。鄒魯風卻說：黨歷來主張實事求是，我們自然要講真話，把我們看到的一切如實地告訴黨。當時，鄒魯風還提了許多新問題，比如，關於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是否可以消滅等，顯然，他對當時流行的一些「極左」口號有所懷疑。
調查組成員汪子嵩在河北藁城組參加調查。他回憶說：「調查工作開始不久，我們便聽到隊員們反映的最普遍突出的情況是：當隊員問農民畝產多少斤時，農民回答說：『你要我說虛的還是實的？如果說虛的，我說畝產兩千斤；如果說實的，我說畝產兩百斤。』……我們聽到了大量這類情況，卻不能向縣委、公社各級領導反映」，因為如果「有人在會上提了一些問題或意見，往往遭到縣委書記的批評，說他右傾保守」。
調查組還發現，在大鍊鋼鐵和大辦公共食堂時，幹部任意調用各家的鍋盤碗碟、樹木板材，連生活用具都被無償取走了。幹部和群眾的關係日益緊張，領導上還在一味推行「大躍進」。他們看到剛種下的小麥，因為密植，撒的種子過多，長出的麥苗軟弱無力。還有一片領導幹部的「試驗田」，上面搭著架子裝電燈電線，每晚用強烈的燈光照射，說是可以促使農作物茁壯成長。
1959年黃曆新年過後，藁城調查組發現：這裏的糧食問題更為嚴重了，汪子嵩回憶：「我們在縣委大院吃飯，也吃不到黃澄澄的玉米麵餅子了，只能吃褐黑色的高粱雜糧麵餅。公社大隊食堂情況更慘，我們在興安公社的組員告訴我們，他們吃的是用棉籽榨油以後的渣子磨成粉做成的餅子，這種粉過去最多只能在餵豬、喂牛馬的飼料里摻一點，現在用來喂人，不僅難以下咽，更要命的是吃下肚后大便乾結，只有用手指才能將它摳出來，實在苦不堪言。農民們的抱怨是可想而知的」。
不久，鄒魯風下到三個大組考察工作。在藁城，他聽了調查組彙報后，認為問題嚴重而迫切，隨即要求大家將調查的資料予以搜集整理，分門別類，回校后寫成專題的調查報告，上報給有關方面。在那些日子里，有人說鄒魯風「被憂國憂民的情緒籠罩著，心情十分沉重」，彷彿就像不久之後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田家英等人的心情一樣。
1959年5月，兩校「人民公社調查組」的工作全部結束。調查組回到學校后，開始緊張地寫調查報告，最後整理成《問題彙編》。鄒魯風當時是中共北京市委委員，他邀請北大、人大兩校黨委的負責人來聽取調查組彙報，地址在北大的臨湖軒。汪子嵩回憶說：「他告訴我們，在北京時曾將他所了解的情況和看法、意見與市委領導交談過，他們大多表示同意」，「因為是黨內高層的會，而且當時的政治形勢已經開始鬆動，在中央幾次召開重要會議后，有些高指標降下來了。大組長彙報時毫無顧忌，敢於暢談自己的看法；領導們也參加議論，夾敘夾議。我們的黨委書記（陸平）說得比我們激烈得多，後來常有人提起。北京市委有一位幹部旁聽了會議，並且帶走了在會上散發的《問題彙編》。」北京市委6月初拿到《問題彙編》以後，作為糾正大躍進中出現偏差的材料加以摘編，當時，北京市委認為這個調查材料是積極、正面的。直到1959年8月前，北大、人大、北京市委對《問題彙編》沒有提出任何問題。
1959年7月2日，中共在江西廬山召開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的原定議題是總結經驗教訓，調整指標，繼續糾正「左」傾錯誤。7月14日，彭德懷針對大躍進中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向毛澤東講了真話，不料卻引起毛澤東的雷霆大怒。1959年8月2日—16日，在廬山召開了黨的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等。隨著彭德懷被打倒，政治形勢突然逆轉，此後中共在全國掀起一場規模巨大的「反右傾」運動。據統計，在這次運動中，全國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被撤職、開除黨籍的黨員和幹部有300多萬人，受到處分的普通黨員和群眾達807萬人。
1959年9月2日，北京市委為貫徹中央「廬山會議」精神在北京展覽館劇場召開全市黨員幹部會，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作傳達報告。他在講到北京市的情況時，點了兩校調查組的名。劉仁說：人大、北大人民公社調查組寫了180萬字的《調查報告》，基本上是反對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兩校調查組」成為北京市委在這個特定政治形勢下拋出的第一個重大案件。
在北京市委的《內部情況簡報》中，把兩校調查組的《問題彙編》全文刊載，並且加上大字標題——「人大、北大部分師生惡毒攻擊三面紅旗」。有人跟著揭發說，調查組所寫的《問題彙編》暴露了一些黨員領導幹部對「三面紅旗」的「右傾情緒」和「右傾思想」，其矛頭所向，直指調查組的總負責人、當時的北大副校長和第一副書記鄒魯風。鄒魯風還被揭發出曾經說過：「黨的政策違反了經濟規律，人民公社超越了生產力發展水平」，「吃飯不要錢違反了按勞分配的原則」，「大辦鋼鐵賠錢」，「幹部浮夸，強迫命令嚴重」，「1958年的缺點很大，傷了元氣，教訓慘痛」等等攻擊「三面紅旗」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惡毒語言。
1959年8月26日，新華社《內部參考》發表了題為《北大、人大部分師生詆毀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文章。其中談到，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的財經、哲學和法律等系的師生162人，在去年12月至今年5月期間，曾分別在河北省的藁城、河南省的魯山、信陽等地的人民公社中進行了調查。他們在陸續寫出的180多萬字的調查報告中，共提出485個問題。其中一部分人通過質疑的方式，否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和1958年的大躍進，有的人甚至進行惡毒的攻擊，不顧事實的否定建立人民公社的必然性。
當時，北京市委、北大黨委、人大黨委對調查組敢講真話的人批得非常厲害，說他們「沒有出息」、「沒有良心」、「喪心病狂」，「花崗石腦袋」等等。大會批判時，批判者都是宣讀經過黨委審定的稿子，其用語力求尖刻，不講道理，給人扣上許多聳人聽聞的「大帽子」，如「反對、否定、攻擊、詆毀、誣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全面、系統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等。調查組成員中受重點批判的42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9人；定為嚴重右傾的11人。其中，有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有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的，有降兩級工資的，也有被開除黨籍、取消預備黨員資格的。
對鄒魯風的批判會是在北大辦公樓禮堂召開的，現場還有大喇叭廣播。批判會上，當年指派鄒魯風「挂帥」的人，聲嘶力竭地指責考察隊「全軍覆沒」，是「北大的奇恥大辱」。對突然受到錯誤批判，毫無思想準備的鄒魯風難以承受，但雖然身處逆境，他首先考慮不是個人的委屈，而是為調查組的組長、組員們蒙受的不白之冤感到不安。他堅持認為，調查組的工作沒有錯誤，對得起國家和人民，他感到痛苦的是因為他連累了大家。
彭德懷因為一封講真話的信被中共中央打成反黨集團的頭目，全黨共討之。鄒魯風因為一個講真話的調查報告被北京市委、北大黨委打成北京市的反黨集團的頭目，從北京市委到北大黨委從上到下的批判上綱上線，氣勢洶洶，扣帽子，打棍子，抓辮子，冷酷無情。當初北大黨委書記陸平開歡送會敲鑼打鼓歡送調查組，調查組回來后彙報時，陸平也認為大躍進的一些做法太左，言辭激烈。上面風向一變，這些全都翻臉不認人了。鄒魯風百思不得其解。1959年10月26日，有人曾看見他獨自在通向湖面的那條小徑上長時間地徘徊……之後，便傳來鄒魯風在北大鏡春園西面的湖中溺水死亡的消息。
當時北大的黨委書記陸平的態度，原北大國際政治系教師陳哲夫在《我在北大六十年》有詳盡的描述。書中說當時對調查組展開大批判，是北京大學「反右傾」的重要任務，由黨委書記陸平親自挂帥，被揭發的諸如「公社辦得太大了，太早了」，「食堂辦得有點冒進」，「幹部作風粗暴」，都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開始矛頭只是指向汪子嵩等三個組長，後來有人提出：「能不能往上揭？」與會的黨委書記陸平斬釘截鐵地說：「揭！揭！」於是，矛頭又指向了鄒魯風。到了10月27日，鄒魯風自殺的消息傳來，陸平沒有一絲一毫的同情和悲哀，相反，感到非常憤怒，他用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罵道：「媽的，叛徒，拿紙筆過來，開除黨籍！」一個工作人員拿過來紙和筆，陸平立即起草了開除鄒魯風黨籍的決議。
陳哲夫回憶說，鄒魯風死後，家人要求在墓前立一個碑，竟不被批准。鄒魯風的夫人方誌西只好在一塊磚上寫著「鄒魯風之墓」的字樣，放在墓前。當年這件事是保密的，在北大隻有少數黨內幹部知道，眾多的北大師生無從知曉鄒魯風死亡的消息。據說後來某系的一位教授因事到八寶山去，突然在一個墓前發現了一塊寫有「鄒魯風之墓」的磚頭，十分驚奇，回到學校后詢問，沒聽說副校長鄒魯風去世呀，怎麼會有「鄒魯風之墓」呢，會不會有兩個鄒魯風？一位北大的黨委第一副書記、副校長就是這樣悄悄地走了。
在批判鄒魯風的時候，還捏造了一個罪名，說鄒魯風等下去調查之前，北大、人大黨委有一個關於下去考察的決定：「調查人民公社的優勢性。」鄒魯風下去以後「篡改黨委決定」、「背著黨委搞反黨活動」，這個罪名就大了。調查組成員、後來當過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的李震中認為，這大概是逼得鄒魯風自殺的原因。1962年對這個案件甄別時，發現兩校黨委根本沒有這個決定。這個所謂的決定是為了推卸責任憑空捏造的。捏造這個決定的是北大、人大、北京市委三家合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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