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紐約時報》刊登的中國內地歷史學家洪振快先生的《中國是怎麼走到習氏修憲這一步的》被境外華文媒體廣為轉載，該文中詳細回顧了中共建政以來從毛澤東到鄧小平的數部憲法中關於國家主席任期制的關鍵內容。洪振快先生回顧說：1982年憲法關於任期制規定的由來，與1980年代初期鄧小平意圖廢除職務終身制、避免權力過於集中有關。其出台經過是：1980 年 2 月，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廢除實際存在的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問題。同年8月18日，鄧小平發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被稱為「8·18講話」），明確表示「任何領導幹部的任職都不能是無限期的」……。在2個多月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通過了新修訂的憲法，明確了國家領導人每屆任期5年，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
四年半前的2013年10月15日，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李建國在習近平率眾親屬出席的「紀念習仲勛同志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稱讚說：習仲勛曾作為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參与起草制定新中國第一部憲法。1980年9月，在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習仲勛同志被補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同時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1981年6月兼任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主任。他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積极參与憲法修改工作，發表了許多真知灼見。他主持法制委員會審議全國人大組織法、國務院組織法草案以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修改草案，並提請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審議通過，落實憲法相關規定，完善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這一根本政治制度，健全了國家的領導體制和政治體制。
請注意，李建國這裏說的「健全了國家的領導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內容，就是把包括國家主席及副主席，以及國務院領導人的任期和任屆制制度化、法律化。
據當時在習仲勛直接領導下參与過包括八二憲法在內的一系列立法工作的高鍇先生回憶說： 「『文革』后，筆者有幸參加全國人大的許多會議，直接看到、聽到主持人大工作的彭真、習仲勛、楊尚昆、彭沖等中央領導同志苦心思慮，討論總結經驗教訓，防止『文革』這類錯誤重演。他們無數次告誡大家，一定要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以法治國。也就是說，要堅持反對『人治』，反對『以黨治國』」。
高鍇先生正是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即開始全面復辟「以黨治國」的大背景下撰寫了特彆強調鄧小平從來反對「以黨治國」的回憶文章。按照高鍇先生的說法：鄧小平在1941年就寫文章指出：「我們反對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一黨專政，尤要反對國民黨的遺毒傳布到我們黨內來」。現時，有人仍堅持主張用憲法來規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就是用法律來要求人民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這正是「以黨治國」觀念的翻版。
前述洪振快先生的文章中也介紹了1982年憲法關於國家領導人任期任屆限制的基本精神是廢除職務終身制和防止集權及個人崇拜，這在鄧小平的「8·18講話」和以後的講話都有明確論述。在「8·18講話」中，鄧小平說：「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挂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鄧還說，「重大問題一定要由集體討論和決定……不能由第一書記說了算。」
高鍇先生髮表在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回憶文章說還特別提及了深受毛澤東獨裁專制之害，復出工作后仍然心有餘悸的習仲勛生前最擔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未來的中國是否會」回歸毛澤東「，甚至是」文革復辟「。
八二憲法出台過程中，一次人大會議的會間休息時刻， 習仲勛和彭真閑談。習仲勛說：「要有一個制度，有一種力量，能抵制住『文革』這樣的壓力才好。」彭真說：「我們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種違法的行為。『文革』是極嚴重的錯誤，今後決不許重演。」
習仲勛仍然心有餘悸地說：「問題是，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我看難哪，難哪！「
果不其然，習仲勛生前最為擔心的事情終生發生了，而且如今堅持要搞「文革「復辟的所謂」毛主席這樣的政治強人「居然是他習仲勛自己的兒子！
前述洪振快先生的文章中引述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2017年11月，也就是中共十九大閉幕之後，習近平修憲已經秘密啟動的背景下發表的文章，認為憲法中存在某些根本制度、原則與精神不得修改，而憲法中的任期限制規定正是體現憲法原則和精神的部分，在不得修改之列。
洪振快先生同時引用的另外一位學者，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虞崇勝在2017年初公開的發表文章認為：從理論上說，1982年憲法任期規定的漏洞已經得到彌補。到2006年8月，黨政領導幹部職務任期制已經全面建立起來，即同一領導職務最多只能連任兩屆共10年，同一層次領導職務最多不超過15年。如果加上「七上八下」的不成文規矩和退休制度，相關規定已經完備。
洪振快先生總結說：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社會對國家領導人的任期限制已有普遍共識，並且深入人心。前述兩位學者的文章中的看法，是知識界的基本認知，也代表知識界的良知。可以認為，兩位學者的觀點，代表中國學術界大部分人的真實看法。但在本次修憲過程中，國內學界只看到學者表態堅決擁護修憲主張，幾乎不見任何公開質疑和批評……
洪振快先生是中國內地少有，甚至可以用「極個別「來形容的在當今政治形勢下仍敢公開發表不同意見的獨立學者，但文章寫到最關鍵處，也只能是「點到為止」，文章內容事實上並沒有回答出文章標題提出的問題：「中國是怎麼走到習氏修憲這一步的？」
而轉載此文章的數家華文網媒的眾多網友跟帖筆者大致瀏覽了一遍，其中網名「亮油」的跟貼只有八個字：「江山易改，奴性難移」！真可謂一言以蔽之。
一年前的三月十日，針對王歧山代習近平發聲，第一次重新喊出毛澤東「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口號，筆者在本專欄發表了《王歧山：必需旗幟鮮明地否定鄧小平！》，被網友調侃為「標題黨」。
從那以後到習近平如今以順利「修憲」，全票當選為標誌的徹底否定鄧小平、全面復辟毛澤東，只花了一年時間，整個過程不但是無驚無險，而且順利到了令習近平完全沒有體會過那怕是一丁點的當年毛澤東為實現個人獨裁而必須不斷「與人奮鬥」的勝利快感。何以至此？北京大學元培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沉簡的《挺直脊樑 拒做犬儒》一文給了答案：上下五千年的歷史，有脊樑的畢竟是少數，更多的是軟骨頭甚至為虎作倀……。 不僅民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好死不如賴活著」之類犬儒的生活教條深入人心，高級知識分子里的無恥之徒絲毫不比普羅大眾少。上古就有在」指鹿為馬」的當口曲意奉承、吮癰舐痔的臣子；當代有郭沫若這樣滿腹詩書的牆頭草；更可怕的是像經過加州理工學院最良好科學訓練的錢學森也連篇累牘地在報紙上為」畝產十幾萬斤」這樣盡人皆知、笑掉大牙的謊言搖旗吶喊，而且還舔著臉發」錢學森之問」——殊不知我們沒有科學、人文社科大師的第一原因就是我們的教育系統性地培養精明乖巧的撒謊者，而不是真理的捍衛者：這和知識無關，和人格有關。 這樣的犬儒和無恥何以盛行？除了人性中固有的懦弱和卑微，社會幾千年來對敢言者的持續絞殺當屬首要原因。從文字獄到株連十族，當敢於」一士之諤諤」的人被消滅的時候，負淘汰的結果自然剩下的是」千士之諾諾」。在這種千年嚴酷的條件下，人們甚至被剝奪了保持沉默的權利，而被強迫加入諂媚奉承的大合唱。
按照魯迅的說法，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不過是在做「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循環。這就是習近平所深諳並令他復辟毛澤東簡直就是輕而易舉的「中國特色」！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網編：洪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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