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德國之聲 作者: 白信
六年前，也就是2012年，北京流傳最廣的一則政治消息，是王岐山向黨內推薦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現在人們多少已經淡忘，王和這本書以及北京對兩百多年前法國大革命的想象和恐懼，構成了中共十八大前夕的政治氣氛，幫助了習近平就任黨的總書記，然後順利地清洗了政治競爭者周薄徐令集團，也集中了前所未有的個人專權。
而中國公眾一直以來，也因為信息隔絕、媒體管制和知識分子噤聲的緣故，只有個人和局部的感受，並不理解全局性的情勢，全國範圍內的各種不滿、抗爭、抗議也都因此局限在地方層面，更被表面的繁榮所遮蓋，這或許是中共政權過去十數年最為成功的維穩經驗或者治理模式。
但是，這種「穩定」的幻覺，卻在上周的一件演藝圈的八卦新聞，或者個人恩怨，不斷放大的過程中被擊破了。在馮小剛執導新片《手機2》上演前，崔永元將15年前《手機1》攝製前後與馮小剛、劉震雲還有主演范冰冰的恩怨再度曝光，引發中國公共輿論一片嘩然，而其中議題直接跳過崔與馮、劉的創意和版權糾紛，而是借范冰冰乃至其他演員的「陰陽合同」挑破了世界上目前最大電影市場可能也是房地產泡沫之後的最大市場泡沫，在直指中國電影工業大規模偷漏稅和洗錢之後，讓公眾在一夜間意識到不同階級之間巨大的稅負不平等。這要比諸收入不平等或者其他不平等如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不平等之外更為強烈和根本，恍如托克維爾在《法國大革命》一書中所揭示的革命起源，也是王岐山和中共政權一直以來最為擔心的火藥桶。
托克維爾在談那場兩百多年前的大革命時說，「儘管在捐稅問題上，整個歐洲大陸都存在著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個國家，這種不平等變得像在法國那樣明顯，那樣讓人經常有所感受……所有這些將人和階級加以區別的措施中，捐稅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製造孤立，並且，可以說，使不平等與孤立二者變得無可救藥。」即便是處於繁榮和上升的法國經濟，或者今天的中國經濟，也無法避免人們因為在這種巨大的稅負不平等產生巨大不滿、起而反抗，如同中國古代歷代王朝沒落階段的困擾，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也」。
而且，路易時代的法國，「臣民百依百順，這個政府是如此地富於侵奪性和專制特徵，但一當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輕微的批評也會使它惶惶不安，簡直到了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地步……」然後，一場大革命就發生了。這是托克維爾總結的教訓，儘管寫於19世紀中葉，但是對於今天的中國領導層來說，幾乎是唯一能夠理解的先例和理論，他們早已拒絕任何現代民主理論作為尋求解決問題的資源庫，卻在托克維爾的字裡行間讀得驚心動魄，彷彿隨時可能重演一場法國大革命，或者蘇聯的崩潰。這種強烈的危機意識可能正是習近平和王岐山過去六年僭越實行20餘年集體領導制的唯一借口。足見王岐山過去幾年多次與福山等人談及此書的用意，甚至還因此不惜拋棄「七上八下」的黨內規矩，在國家副主席的位置上繼續這種國際對話。
崔永元的「公報私仇」，便如說出皇帝新衣的小孩，不經意間道破了這個真相，儘管公眾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也如托克維爾對當時專業官僚的描述，他們只知道經濟自由，卻忘了政治自由這回事，一點兒意識不到公眾對稅負巨大不公平的不滿最終會通過所謂行政改革而轉化為革命的動力。王岐山所關心的，也是過去六年各項「改革」所致力的，都是終止此前的改革路徑，代之以消除革命的外部條件，如作家和知識分子的公共功能，或者悄悄消滅那些最具逃稅能力的平民新富，例如吳小暉，或者圍繞在技術官僚周圍的利益集團。
畢竟，崔永元所代表的，在演藝圈的資本競爭和審查遊戲中——那本來就是一個技術官僚和大資本的共謀遊戲，崔的私仇所指向的，無論范冰冰還是吳小暉的安邦資本所共通的，都是他們驚人的逃稅能力，然後擁有巨大財富，與和托克維爾筆下面臨「貧困化的貴族」和承受最大負擔的農民之間，也就是中國今天廣義紅二代集團和負稅最重的城市中產階級形成強烈反差，儼然形成逃稅特權和實際稅負承擔者之間的巨大階級差異。這也是崔永元的舉報能夠獲得廣大民粹支持的社會基礎和階級基礎，甚至正是習近平政權的執政基礎，以對吳小暉、周永康等人為代表的新貴階級的打壓獲得紅色集團和中產階級的雙重支持，在政治願景上表現為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在政策執行上則從權力部門到金融和地產領域，而電影工業卻是中宣部今年接管電影局之後的清理重點，舊的審查官僚和演藝明星、導演們之間的共謀關係和利益紐帶也開始自我崩潰。
只是，中國國內的評論家們仍然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或者質疑崔永元的動機或者毛派立場，或者繼續高唱一些永遠正確的廢話，把范冰冰打造成抗稅女神，而忽略最關鍵的問題——逃稅能力的不平等恐怕才是劃分階級的最大不平等。脫離此，讚美逃稅光榮和讚美中共政權並無多大差別。畢竟，連掌握話語權的部分紅色階級都對此憤憤不平，對他們來說，曾經是政協委員的崔永元的代表權並不成問題。對普通公眾，也很難被這些曾經引發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口號所打動，他們更關心的似乎類同納粹時期德國公眾對猶太人的經濟憎恨。也就是，當中國無數新興私人資本春風得意時，並未察覺他們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正越來越近，而他們在政治上無所作為，仍舊陶醉在一廂情願的新自由主義話語和幻覺中，尤其在中國的各項名義稅制改革，包括在中美貿易戰背景下被迫下調稅率，以自身出色的「逃稅能力」而自誇，孤立在全社會各階級之外，終成眾矢之的，甚至成為當局為預防大革命爆發的替罪羊，一如2008世界金融危機中那些作為替罪羊的高管和操盤手。
所幸，王岐山的一切努力，對法國大革命教訓的反思，都正在以路易十六的改革方式重新創造新的革命條件，也就是1789年大革命爆發后第二年所有法國人都在革命中學習革命，然後醞釀新的革命。中國公眾，特別是新興中產階級們，從稅負不公平中將獲得自身的階級主體認識，然後便可能認識到稅負的巨大不公平所意味的過去六年改革的反動所在，僅僅剝奪吳小暉和范冰冰的財產是不夠的，那將驅使他們越過斷頭台上的范冰冰們，直接追問面臨巨大財政壓力的中央政府，喊出「不經納稅者同意不得納稅」的聲音。那或許是崔永元不曾想到的結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