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本專欄的上篇文章《鄧小平替王震撐腰先否定習仲勛再否定胡耀邦》中已經介紹過了，王震去世之後鄧小平三女兒鄧榕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緬懷鬍子叔叔》一文中記載說：「有一天，鬍子叔叔叫我去。他開門見山地說：「現在有人提出要撤銷全國的生產建設兵團！生產建設兵團怎麼能撤銷！這是我們國家農墾生產的一支強大的力量，也是戍邊保國的一支強大的後備力量！撤銷生產建設兵團和國營農場的決定是錯誤的！」他說：「毛毛，回去跟你爸爸說，建設兵團和國營農場不能撤銷！」鄧榕回憶說：這一年的８月，我的父親視察西北和新疆，鬍子叔叔同行。父親和鬍子叔叔走了一路，視察了一路，思考了一路。這次視察以後，那位領導同志提出撤銷兵團和國營農場的意見被否決了。
如上內容原文出自鄧小平女兒鄧榕以毛毛筆名撰寫的《緬懷鬍子叔叔》一文,當時是以整版篇幅醒目剌眼地刊登在一九九三年四月四日的人民日報上。文中說的「那位領導同志「誰都知道說的就是胡耀邦。
此時的胡耀邦已經去世四年，雖然整個中國大陸上大的政治形勢相比于「六四」鎮壓后的1989年下半年和整個1990年相對和緩，但對胡耀邦的正面評價仍然還是媒體禁區。筆者當時在中共中央黨校任職的一位朋友只能把他據理據實駁斥鄧榕「造謠污衊胡耀邦」的文章私底下傳播。
該文章的中心內容就是」胡耀邦解散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說法是嚴重違背歷史事實的政治謠言，而鄧小平同志的女兒居然在黨報上公開發表文章散布和傳播這一政治謠言，利用黨報往黨的前總書記 臉上抹黑「。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如今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根底是當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政府命令駐新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第六軍大部，第五軍大部，第二十二兵團全部，集體就地轉業，脫離國防部隊序列，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這是中共建政之後 建立的第一個軍事編製，同時也是隸屬部解放軍的「生產建設兵團」。按照現在的中共官方的權威解釋：（當時的）「生產建設兵團」是中國通過「軍墾」這種特殊體制達到鞏固邊防，發展經濟，安置人員的目的，兵團成為黨、政、軍權合一，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的半軍事化組織和社會經濟體系。因為當時的這種生產建設兵團，無論是新疆還是全國各地的，都是隸屬於解放軍各大軍區，其連上以負責幹部也都是現役軍人，所以也被稱之為解放軍生產建設部隊。
1966年至1970年，為了實現」三支兩軍」，加強戰備，同時安置紅衛兵和城市待業青年，又陸續組建黑龍江、蘭州（包括甘肅、青海、寧夏、陝西）、廣東、內蒙古、雲南、江蘇、江西、安徽、福建、浙江、山東、湖北12個生產建設兵團，和西藏、江西、廣西3個農建師。
僅據已經在中國大陸上公開發表過的黨史文獻記載，在」文革」中，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和後來成立的十五個生產建設部隊，雖然在墾荒、抵制蘇聯霸權威脅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生產建設兵團的弊端也顯現出來：第一， 這些組織屬於軍事建制，不受地方約束，卻參与地方武鬥，成為所在地不穩定的重要因素；第二， 生產建設兵團的政治運動過多，加上管理體制弊端，經營狀況多數嚴重虧損。比如，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57%的需要靠國家供應，自給率連一半都達不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968年盈利1347萬元，1969年虧損1.34億元，1973年虧損達到1.97億元。
第三， 兵團幹部毆打凌辱知青，甚至強姦女知青事件屢屢發生。知青上訪、向領導直接寫信反映問題，引起領導同志的不滿。
第四， 由於兵團管理經營不善，知青待遇差，知青逃跑或尋求各種途徑返城的越來越多。比如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到1975年有五分之一多戰士離開，嚴重的如農一師、農六師減員三分之一以上，建制已經嚴重不全。
上述生產建設兵團的種種弊端，在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尤為突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武鬥情況嚴重。1967年1月26日，在奪權浪潮中，兵團獨立團和農八師武裝處出動值班部隊，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造成震驚全國的」石河子一二六事件」，死27人、傷78人。
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還介入地方武鬥，造成人民群眾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加劇了新疆地區的混亂，嚴重損害了兵團在新疆各族人民心中的形象。1967年7月，江青提出」文攻武衛」，全國武鬥驟然升級。新疆軍區個別領導立即召開會議，介入地方派性鬥爭，積極策劃武鬥。兵團的工廠停產，趕製武器，值班連隊和民兵直接參加武鬥。據不完全統計，1967至1968年，兵團武鬥死亡300餘人。
在極」左」路線影響下，兵團的經營也越來越差。1974年與1966年相比，總人口增加了77萬人，職工增加12萬人，但耕地面積減少3.48萬公頃，糧食總產減少19.52萬噸，1974年吃國家回銷糧1695萬公斤。1966年經營盈利1.13億元，1974年經營虧損1.96億元，國家撥入虧損補貼5.86億元。兵團經濟瀕臨崩潰邊緣。
鑒於以上問題的嚴重性，1972年5月，解放軍總參謀部、國務院農林部聯合派出3個小組，到黑龍江、新疆、內蒙古、浙江、安徽等5個兵團進行調查研究，並於1973年2月向國務院、中央軍委作出生產建設兵團領導管理體制問題的彙報，彙報指出,兵團的軍隊組織管理形式與人員組成的社會性、生產經營的企業性不相適應。建議生產建設兵團不再列為大軍區建制，劃歸省、自治區黨委實行一元化領導。
1975年1月3日，自治區黨委、新疆軍區黨委向國務院、中央軍委提出《關於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改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體制的請示報告》。3月25日，以中發『1975』11號文件，撤銷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建制。
當時的中共高層認為，改變包括新疆在內的各大軍區隸屬的生產建設兵團的部隊體制，更有利於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有利於增進各族人民的團結，有利於加強反修戰備，有利於經濟建設的統一規劃。其背景是復出工作之後的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軍委日常工作過程中提出了「軍隊要整頓」。當時全國各生產建設兵團，包括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等，都是隸屬於各大軍區的正軍級單位；兵團、農建師、團場、營、連各級幹部主官均為現役軍隊幹部，連隊人員則為國家正式農墾職工。截至1975年底，全國一刀切所有這種體制的軍隊領導的農墾單位全部脫離軍隊，劃歸地方。其中的現役軍人幹部或者轉業留在農墾單位、或者轉業回老家，極少量被調回軍隊另行安置。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撤銷后，各農建師改為地區農墾局，劃歸各地區行政公署領導；新疆農墾總局僅有業務指導權。例如農一師改為阿克蘇地區農墾局。師以下單位則一律稱之為國營某某農場。
自此，全國各地再沒有隸屬於各大軍區的編製為師或者師級以上的「生產建設部隊」，「軍墾」蛻變成「農墾」。
事實是，從」文革」開始到1975年初，胡耀邦一直處於受衝擊的境地。1975年7月中旬以後才到中國科學院工作。所以，他胡耀邦與當年的撤銷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沒有任何關係。而當時代表中央做出在全國範圍內全都把「軍墾」轉為「農墾」，也就是把原本隸屬於解放軍各大軍區的生產建設部隊全部交由地方，統稱「國營農場」，恰恰是鄧小平恢復工作后的1975年做出的。至於「文革」之後王震在新疆問題上與胡耀邦唱對台戲，咒罵他是「胡亂邦」，是因為胡耀邦當時對西藏和新疆的懷柔政策。
1980年3月14日、1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開（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形成《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以「中發〔80〕31號文件」發出《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批轉《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給全黨全國，決定西藏的工作「以藏族幹部和藏族人民為主」。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提出，西藏在一個時期內要辦好六件大事，其中第六件事是「要正確執行黨的民族幹部政策」，在一個短時間內把西藏脫產幹部隊伍包括教員，藏族幹部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至八成；在西藏的漢族幹部「要有計劃地、相當大批地回到內地去妥善安排工作」。新疆在傳達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區幹部大會上的講話與中央31號文件時，時任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汪鋒提出「新疆也應按這個精神辦，要絕大多數漢族幹部、職工退回內地」。這時，一些混亂言論也流傳起來，引起在疆漢族情緒浮動，許多新疆農墾系統，也就是原來的軍墾系統 的來自內地的職工強烈要求返鄉 返城，當地維族人則興高采烈……一直關注新疆的王震將此情況向鄧小平彙報之後 ，鄧小平要求中央書記處專門開會，糾正胡耀邦，萬里及汪鋒「在民族工作上的原則錯誤」，並申明當時已經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王震自己負責新疆工作，不許胡耀邦等人以書記處的名義插手。鄧榕日後的懷念文章中說王震陪同鄧小平考察新疆之後，「那位領導同志提出撤銷兵團和國營農場的意見被否決了」，根據就是違背歷史事實。歷史事實是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的番號和建制當時已經被撤消了六年之久了，鄧小平從新疆回到北京后的決定是把已經是地方國營農場建制的新疆農墾總局從名稱上改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從隸屬關係上從地方領導改為中央和地方雙重領導。
當時王震的目的是恢複原來的「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但被鄧小平否決，認為還是不挂名解放軍的好。所以從性質上講，如今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雖然還使用了「兵團」兩個字，但和解放軍已經沒有關係，直接隸屬於國務院。
當然，假如當年胡耀邦的懷柔治疆治藏政策得到根本的落實，肯定會導致大量從內地發配去新疆的漢族農墾職工隨「漢干「一起返回內地原籍，在此前提下把已經是新疆的地方國營農場從建制上改回」生產建設兵團「的可行性就會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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