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我對榮劍「為革命招魂？」一文的看法（長風）

2021 年 10 月 19 日下午 3:13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作者：長風

2021年9月，台灣《思想》雜誌第43期刊發了大陸知名學者、有影響的政治文化評論家榮劍先生的文章」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點擊這裏查看該文），引起了海內外知識界人士的深切關注。為此，作為媒體人的青年學者長風專門對現居紐約的政治文化學者徐友漁先生作了一次訪談，徐先生高度評價和讚揚了榮劍的文章。以下是訪談記錄的摘要。

長風：友漁老師，謝謝你抽時間接受我的訪談。我想，你一定讀了榮劍先生於今年9月發表于台灣《思想》雜誌第43期的文章」為革命招魂？——評汪暉新著<世紀的誕生>」。我知道你一直關注中國大陸政治思想方面的動向和爭論，而且曾經與汪暉先生發生過論戰，想來你對汪暉先生的立場和觀點也是很了解的，很想知道你對榮劍先生文章的評價，當然也想知道你對汪暉先生觀點的看法。

徐友漁：榮劍的文章寫得好，這篇文章，我讀了不止一遍。我要說，他的文章，不但這篇好，以前寫的，我看過的，基本上都好。一般的讚揚——比如論點、論據的強有力，觀察和分析的高度與深度——我這裏就不說了，我只想拿榮劍的文章和汪暉的文章來作一個對比。榮劍的文章流暢、可讀性強，他反對什麼、贊成什麼，表述得直截了當、一清二楚；而汪暉的文章，總是夾纏不清，說得雲山霧罩，要麼使人摸不著頭腦，要麼極大地考驗讀者的閱讀毅力。事實上，人們只有在讀了榮劍的文章之後，才能比較清楚地弄明白汪暉到底想說些什麼，他的論證思路是怎麼樣的。

長風：汪暉受批評的書很長，榮劍的批評文章也很長，你能不能簡短地說說他們兩人的觀點是什麼，他們的根本對立在哪裡？

徐友漁：可以。當然，我不方便引證原文，而是加上了自己的理解和解釋。

我認為，當前中國面臨的政治思想問題，根本點在執政黨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在兩個方面遇到危機，受到挑戰。從現實的層面看，人們的人身安全和財產得不到保障，貪腐得不到遏制，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大政方針加速左轉，不但政治體制改革的承諾被拋棄得一乾二淨，而且連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路線也不再繼承。從歷史發展潮流的角度看，蘇東劇變破除了一個根深蒂固的歷史必然性神話：共產主義一定能戰勝資本主義，取得最後勝利。汪暉的著力點就是要說明，中國現存政權相當具有合法性，它來源於一場偉大的革命，這場革命依靠人民戰爭，用槍杆子奪得政權；至於從歷史潮流、歷史必然性方面談合法性，如果我們破除傳統的歐洲中心論，不把蘇俄的十月革命看成開啟20世紀新紀元的事件，而是把中國革命放在20世紀的中心，那麼關於革命的過去、現在、未來，關於人類命運的過去、現在、未來，我們可以得到一幅完全不同的，光明燦爛的圖景。

長風：這難道不是一種用新概念、新術語裝點起來的」中國模式」論嗎，這不是變相地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輪到中國領導世界潮流了！」

徐友漁：正是這樣，所以榮劍在文章中指出，汪暉關於中國革命和中國世紀的宏大敘事，是要為一黨永遠執政提供新的合法依據，是要把世界歷史置於中國革命的價值系統中，把中國革命及其政權塑造成世界普遍正義的終極來源和終極裁判。

汪暉的理論，具有某種意義的完整性和徹底性。我們知道，在二、三十年前的某些時候，由於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的慘劇被揭露，由於在所謂」土地革命」、」解放戰爭」中殘暴事件的部分曝光，當局已經多少改變了對自己的合法性辯護的策略，從之前大講」革命合法性」轉而大談」政績合法性」，即由改革、開放后取得的經濟成果來論證統治的合法性。但汪暉不滿足於」政績合法性」，他實際上也很不願意談論改革、開放取得的成果，他硬著頭皮重塑革命的合法性。對此，榮劍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用新概念、新術語包裝起來的」槍杆子裏面出政權」、」打江山、坐江山」理論，是赤裸裸地為暴力革命招魂。

長風：真佩服汪暉的」理論勇氣」啊！不過，確實有這種說法：汪暉的理論特質是獨創性，他的觀點確實與眾不同啊！

徐友漁：我看不見得。當然，評判理論的價值，首先是看它是不是正確。就算只談獨創性，汪暉的」20世紀中國中心論」也算不得他的獨創，而是拾文革理論家康生、王力等人的牙慧。

長風：此話怎講？

徐友漁：文化大革命中，中共的大理論家康生、王力等人提出，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從蘇聯的莫斯科轉移到了中國的北京，世界革命的基本模式已經從俄羅斯首創的城市工人起義改變為中共發明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模式，全世界已經進入了」毛澤東時代」。康生、王力使用的是經典的馬列主義語彙，而汪暉使用的是龐雜時髦的各種」後主義」語彙，但他們的指向都是一樣的，即證明人類所處的時代是」中國時代」，觀察時代風雲、判斷歷史潮流必須從」中國革命的視角出發」。想當年，康生、王力的」毛澤東時代」論為億萬中國人信奉，全體國人都為中國取代蘇俄高舉世界革命大旗而歡欣鼓舞。但文革過後，我們只能在歷史的垃圾堆中重新翻到它，康生、王力也是從紅極一時變為歷史的丑角，真可謂」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

長風：汪暉的思想雖然遠離中國的現實，但他主要依靠並大量引證西方的學術資源，尤其是歐美左派的理論，所以在中國顯得處處搶佔先機，有恃無恐，這也是他成名的原因之一吧？

徐友漁：他其實對於歐美左派的運動、理論和發展變化並沒有全面和準確的了解，相比而言，榮劍在這方面的修養要高得多。在榮劍文章的論證中，有兩個地方給我留下了較深的印象，我甚至把這看成是這篇文章中兩個小小的亮點。第一，榮劍強調了這樣一個歷史事實：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和大多數左派都經歷了一個從贊成並準備實行暴力革命到否棄暴力革命，堅定不移地走議會民主道路的過程，只是在經歷了這個轉變之後，歐洲的社會民主和左派力量才得以行進在有前途的康庄大道上。這一點，對於長期浸淫在暴力革命教義中的中國人應該有極大的啟發才是。第二，榮劍指出兩點重要的事實，歐洲左派一度支持和讚揚斯大林體制，但在得知斯大林的大清洗和大鎮壓的真相之後，他們中的大多數改變了態度，同樣，在蘇聯東歐發生巨變之後，他們承認共產主義業已失敗這一事實並認真思考失敗的原因。顯而易見，汪暉的立場與歐洲左派的主流思想、行為是完全相反的，雖然他很得某些歐洲左派的青睞。

不論從理論還是實踐上看，一個左派——不論是什麼牌號的左派，不論是老左派還是新左派——只要不是喪心病狂和走火入魔，只要他對於自己宣稱服膺的人道主義還有幾分真誠性，在人類經歷了那麼多死亡、流血、暴力和鎮壓之後，他還會支持暴力革命的主張，這完全是不可思議的。但汪暉這樣做了，他不但支持暴力革命，而且為其大唱讚歌。難怪榮劍要不客氣地指出：」鑒於暴力革命和戰爭對於人類文明所造成的有目共睹的巨大破壞，新世紀以來幾乎沒有哪位學者會公開出來為暴力革命和戰爭做辯護，尤其是把暴力革命和戰爭視為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來源，汪暉是少有的例外。」

長風：你對汪暉的這種立場是否感到奇怪？

徐友漁：老實說，我不但感到奇怪，而且感到震驚。

我記得，中國當代的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於1997年幾乎同時出現於中國大陸的公共言論空間，雙方各不相讓地爭論了10來年，之後是多年的沉寂。沉寂的原因，對於自由主義來說是原來有限的言論空間喪失殆盡，比如當局發布的」七不講」禁令，條條都是針對自由主義的主張。對於新左派的沉默，我給了一個善意的解釋。我想，隨著斯大林主義的嚴酷性的充分展現，隨著對於民間思想的鎮壓和壓制的日益加劇，中國新左派即使沒有切膚之痛，至少也應當有惶惶不安之感，即使不會起而抗爭，至少會憤憤然地嘟囔幾句」這太過分了！」我以為，他們會和自由主義者一起分享著整肅與失語，他們的沉默更意味著無言的抗議和重新思考。但是，看來我錯了。我不知道眾多新左派在高壓局勢下的思想和感情，我只看到汪暉出版了他的新著，力挺當權派。這已經使事情變得不再是學理之爭，而是各自在展示自己的基本道義立場。

榮劍在文章中作出了這樣一個判斷：」基於左翼或右翼的立場與汪暉的理論之爭，絕不可能是左右之爭，而只能是文野之爭——文明和野蠻之爭。」這是恰當的結論，我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