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每日頭條

誰出賣了中國？CIA紅色間諜檔案解密（1、2、3）

2023 年 7 月 15 日下午 7:45

作者：聚焦中國

如果你在中國學習，應該知道美國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過反共的麥卡錫主義。你有沒有想過，這場反共運動的起源是什麼？在美國這樣一個民主社會，如果沒有撼動整個社會的新聞事件，是不可能發生這種大規模排共反共社會運動。正如這次新冠疫情導致中美關係發生急劇變化一樣，麥卡錫主義之前美國發生了一起牽涉到幾十名政府官員的紅色間諜大案。這場間諜大案涉案人身份之重要和案件影響之廣泛，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它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也奠定了如今我們看到的世界格局。如今，美蘇都解密了大量有關這起間諜大案的檔案，當初被懷疑和被調查人物的真實身份都得到了確認。我將分幾期節目給大家就此案做一個介紹，相信有關內容可以幫助你了解很多困惑你的歷史問題，比如說，羅斯福真如很多中國人相信的是當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嗎？是誰當初在雅爾塔出賣了中國？國共內戰爆發，共軍潰不成軍。在最為關鍵的東北戰場，林彪四平失守，被廖耀湘趕到了松花江，為什麼國軍卻按兵不動反而開始和談？共軍三年之內拿下大陸，究竟有何妙計？朝鮮戰爭為什麼美國毫無準備？你聽完這個故事會感覺到，原來你其實生活在一個你並不了解的陌生世界，你了解的歷史和社會都跟事實有著遙遠的距離。

在中文網路中，對於羅斯福的歷史地位評價非常高。如果我說，執政後期的羅斯福政府，已經徹底被蘇聯間諜滲透掌控，你會不會覺得這是造謠，抹黑，或者甩鍋？那麼，讓我們一起來翻來歷史，看看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本文所有資料都來自公開發表的CIA檔案，維基解密，以及有關當事人回憶。這個間諜網案，不僅涉及三任美國總統和無數政要和歷史人物，也改變了中國和美國的命運。可以說，當今二戰以後形成的世界格局，都有這個間諜網的陰影。

1939年，時任美國時代周刊編輯的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通過中間人，要求會見羅斯福總統，直言有蘇聯間諜網在美國政府活動。羅斯福總統沒有見錢伯斯，委派當時的助理國務卿阿道夫伯樂（Adolf
Berle）私下會見了錢伯斯。在九月二日的私人會晤中，錢伯斯透露了自己是美國共產黨地下組織負責人和蘇聯間諜的身份，並指控羅斯福政府內很多重要人物曾經通過他為蘇聯提供機密請報（CIA檔案，he Alger Hiss Case）。會談結束后，伯樂根據錢伯斯的口述整理了一份報告。但是，羅斯福總統明確表示，他不想聽到有關蘇聯間諜活動的消息。伯樂也沒有立即通知聯邦調查局。直到1942年，聯邦調查局才約談了錢伯斯，但仍未採取任何行動。

那麼，錢伯斯何許人也，他是如何接受共產主義並成為了蘇聯間諜？後來錢伯斯為什麼要去自首，他為什麼會從一個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者轉變為一個反共鬥士？他的經歷和對社會的認知對於今天的很多人都會有啟發。錢伯斯的童年可以說極端的不幸，他父親是個同性戀【小編推薦:我所知道的地球歷史與奧秘篇（十）：同性戀與吸毒】，祖母因此精神失常，哥哥自殺身亡。而錢伯斯恩本人又是一個富有文學天賦才華橫溢的年輕人。面對家庭不幸和當時大蕭條時期呈現的諸多社會問題，錢伯斯非常苦悶，開始懷疑自己的宗教信仰，覺得上帝已經拋棄了充滿罪惡的美國。相信現在也有一些人面對自己的生活經歷和社會問題時，也是這麼想的。錢伯斯在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期間，於1923年前往歐洲大陸旅行，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回到美國以後，錢伯斯從哥倫比亞大學退學，於1924年加入了美國共產黨CPUSA，希望藉助共產主義建立一個新世界。在接下來的七年中，錢伯斯擔任黨報記者和知識分子代言人，倡導共產主義思想。1932年，錢伯斯接到指示，轉入地下活動，擔任美國的蘇聯情報網路負責人，負責從紐約和華盛頓接收來自美國政府部門內蘇聯間諜發出的情報，進行複製和拍照之後，交給其他間諜傳遞給莫斯科。

但是，就跟1949年很多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共產主義一樣，現實終究會讓這些人明白共產主義社會只是一個美好的願望。錢伯斯慢慢發現，他心目中的共產主義其實是一種欺騙。首先，間諜網中不斷有人神秘失蹤，使他意識到自己有一天失去利用價值以後，同樣會遭到拋棄和清洗。為此，錢伯斯開始預留後路，秘密將經手的情報複製以後保留了一份在家中，並將其隱藏在家中的南瓜裏面。後來正是這些證據將某些人送上了法庭。1938年4月，錢伯斯最後放棄了為共產黨和蘇聯情報網工作。1939年，錢伯斯憑藉自己的才華開始為【時代】（Time）雜誌工作，成為著名的作家和評論家。他對社會和對共產主義理論的認識開始了重大轉變。這期間，有兩件事情徹底改變了錢伯斯。1939年8月《納粹蘇維埃條約》簽訂的消息使他意識到，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蘇聯和法西斯主義德國其實是一丘之貉，而共產黨在美國的地下活動將對自由民主的美國造成嚴重安全威脅。錢伯斯知道這個間諜網的可怕，決心阻止他曾經的夥伴進一步危害自己的國家。同時，女兒的出生，使得錢伯斯找回了上帝的愛。他說，當他看著女兒的眼睛時，突然意識到，這種生命的美好只能來自上帝而不是唯物主義。如果說，當初拋棄共產主義是由於恐懼，他現在從對上帝的信仰中重新獲得了力量。他不再生活在焦躁不安中，找到了內心的安寧。至此，錢伯斯從一名堅定共產主義者轉化成為一名堅定的反共鬥士。但是。面對那些已經竊取了重要權力的政要形成的可怕實力，錢伯斯面臨著一條無法跨越的艱難之路。也許是不願意承認，也許覺得沒有不妥，羅斯福總統拒絕就錢伯斯的指控進行調查。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從1945年6月至11月，美國先後破獲了兩起重大蘇聯間諜案：蘇聯密碼文員伊戈爾·古贊科（Igor Gouzenko）和為蘇聯工作的美國間諜伊麗莎白·本特利（Elizabeth Bentley），這兩名主要間諜都供認，莫斯科在美國擁有龐大而活躍的情報網路。聯邦調查局對錢伯斯指控產生了新的興趣，並在1946年和1947年對他進行了多次約談。最後，錢伯斯於1947年8月3日在國會作證。在聽證會上，錢伯斯指控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美國駐聯合國代表阿格爾·希斯（Alger
Hiss）和其他政府官員為地下共產黨員，並長期秘密為蘇聯提供情報。

這個指控震動了朝野，錢伯斯遭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攻擊，案件的調查受到重重阻礙，難以進行下去。。那麼，錢伯斯的指控是否屬實，希斯是如何最後被扳倒並被定罪的，我們下次繼續談。可以告訴你的是，最後將希斯繩之以法的是中國人民都熟悉的朋友
Richard Nixon。是的，就是那個於72年訪問中國的美國總統尼克鬆，當時的尼克鬆還是個政治新人，跟幾年前的川普一樣。歷史是不是充滿了諷刺？你能想到跟中國友好的美國總統，曾經是最堅定的反共議員？

中國人被洗腦的程度令人震驚。在幾乎所有人的心目中，羅斯福總統是上個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而川普總統是最無恥的政客。那麼，我們看看羅斯福對中國做了些什麼。評價一個政治人物，重要的不是這個人的政治口號，而是他的政策及其政策帶來的後果。評價羅斯福就不能不提雅爾塔協議對中國的出賣。

雅爾塔會議是美國，英國，蘇聯劃分戰後勢力圈的一次重要會議，這個會議奠定了我們看到的當今世界格局。在遠東，協議規定：蘇聯將從日本接收並「租借」旅順港口；大連則實行國際化，由蘇聯駐軍保護；蒙古成為蘇聯衛星國；蘇聯接受原屬於中國的庫頁島和日本的千葉群島；東北的鐵路（中東，南滿等）屬於蘇聯和中國共有。看到這些條款，你會不會覺得中國是戰敗國，要割地求和？中國是盟國的一部分，是戰勝國啊。二戰之前，蘇聯一直謀求中國的蒙古和東北。當初的八國聯軍，俄國沒有跟其他國家進入北京，而是趁機發兵東北。後來，為了東北和蒙古，日俄曾經幾次大打出手。現在，中國抗戰勝利了，蘇聯卻要中國割讓蒙古和東北？這些交易是如此的醜陋，雅爾塔協議中關於遠東的這些條款，羅斯福沒有向美國國會通報，也一直隱瞞了中國。幾個月後，當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告知蔣總統這個消息時，蔣以為自己聽錯了，要求赫爾利重複一遍。之前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曾經信誓旦旦向蔣介石保證，中國在東北的利益將得到尊重和保障。對於羅斯福這麼一個無恥出賣了中國的小人，如此多的中國人覺得他是最偉大的政治家？真的是被洗腦洗的發白了，然後被頭門縫夾了再被驢踢癟了。

七十五年以後，美國總統George W Bush 回顧這段歷史時認為，雅爾塔是歷史上最骯髒的交易，因為「the freedom of small nations was somehow expendable」。那麼，羅斯福為什麼要這樣做？羅斯福總統的好朋友，外交專家，原助理國務卿 Sumner Welles 在《Seven Decisions That Shaped History》一書中，把羅斯福描寫成一個道德情操高尚政治家，因為他主張廢除香港和印度殖民地地位，而所有的錯誤都來源於周圍的幕僚。羅斯福周圍充滿了自由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共產主義同情者。在這些人看來，西方帝國主義是腐朽糜爛和邪惡的，必須要建立一個新秩序。為此，這些人不但宣傳和支持蘇聯共產主義，而且還要使得蘇俄在外交上和戰爭中都要保持對美國的優勢，無論用什麼樣的方法和手段。幾個月以後，雅爾塔協議遠東部分內容公布以後，國會中自由主義者議員卻選擇了沉默。這次美國黑人騷亂事件，是不是再一次看到了自由主義者的虛偽和無恥？

有意思的是，Wells跟很多羅斯福的幕僚一樣，都是他的哈佛校友。Wells 本人就是典型的自由主義者，主張自由民主，自由貿易，國家大家庭。在南瓜間諜案引爆美國政壇之後，Wells 也曾經被懷疑和調查，但是並沒有被起訴。但是，另一名哈佛校友，羅斯福政府負責遠東事務的國務院助理安格爾希斯（Alger Hiss）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也許因為希斯得罪了一個不該得罪的人，未來的美國總統尼克鬆。

上次說到，被錢伯斯指控為蘇聯間諜的羅斯福政府官員包括當時的助理國務卿阿爾格希斯。但是，錢伯斯面對的是一個強大的對手和艱巨的任務。首先，希斯怎麼看都不像是一個間諜，他在美國政界和社交圈享有盛譽，哈佛法學院畢業。當錢伯斯指控希斯時，希斯表現的非常冷靜，甚至根本不承認他認識錢伯斯。他的律師團隊也極力把錢伯斯描述成一個有精神問題記不清事情的倒霉蛋。其次，錢伯斯自己曾經是共產黨地下黨員和間諜，很難被認為是一個有信譽的證人。當時，初出茅廬的尼克鬆擔任國會負責調查此案的負責人，希斯毫不客氣地問：尼克鬆先生，如果我沒記錯，你是藍翔技校畢業的，而我是哈佛法學院畢業的。尼克鬆看著西斯的眼睛說，我就是一隻臭鼬，也要咬死你不放。希斯案的關鍵證據有兩個：一個是最後他無法否認他跟錢伯斯的確認識；一個是專家鑒定后發現，錢伯斯藏在南瓜中的某些文件列印用的打字機屬於希斯。後來叛逃的蘇聯間諜也指認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屬於蘇聯間諜。經過長時間鍥而不捨的努力，尼克鬆將西斯送上了法庭。由於恐持日久，間諜罪的訴訟日期已經過了，1950年1月，法庭以偽證罪判處希斯五年徒刑。

那麼，希斯是如何走上間諜道路的？阿爾格·希斯（Alger Hiss）來自德國移民家庭。他曾就讀巴爾的摩高中和霍普金斯大學，並以最高榮譽畢業。1929年，希斯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學位。在哈佛期間，希斯遇到了未來的美國最高法院法官費利克斯·法蘭克福（Felix Frankfurter）併為他工作，為自己的政治生涯奠定了基礎，也受到自由主義的影響。在哈佛任職期間，美國發生了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Nicola Sacco和Bartolomeo Vanzetti 謀殺案。這兩名義大利移民無政府主義者，在1920年4月15日美國馬薩諸塞州一起武裝搶劫案中，殺害了一名警衛和一名職員，被判有罪並判處死刑。有人懷疑反義大利主義，反移民和反無政府主義的偏見嚴重影響了判決。到1926年，此案已引起全世界關注，在北美和歐洲的每個主要城市，以及東京，悉尼，墨爾本，聖保羅，里約熱內盧，布宜諾斯艾利斯，迪拜，蒙得維的亞，約翰內斯堡和奧克蘭都爆發了抗議。法蘭克福是抗議活動的堅定支持者與組織者之一。同時，跟錢伯斯一樣，希斯的家庭也在大蕭條時期迭遭打擊，兩個哥哥先後去世，姐姐自殺身亡。所以他內心很容易接受依靠共產主義改變美國社會的理念。

在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新政時代，希斯成為政府律師。1933年，他短暫地在司法部任職，然後成為參議院Nye委員會的臨時助理，在此期間，希斯還是以傑羅姆·弗蘭克（Jerome Frank）為首的自由法律團隊的成員。然後從1934年7月至1935年8月擔任Nye委員會的「法律助理」 1936年，阿爾格·希斯和他的弟弟唐納德·希斯（Donald Hiss）開始在國務院的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領導下工作。阿爾格曾是遠東事務辦公室主任的特別助理。從1939年到1944年，希斯擔任斯坦利·霍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的助理，遠東事務特別顧問。 1944年，希斯被任命為特別政治事務辦公室主任，該部門負責戰後國際組織的規劃和決策。希斯擔任敦巴頓橡樹會議執行秘書負責草擬了未來聯合國的計劃。

雅爾塔會議之前，羅斯福和丘吉爾都很自負的認為，他們比別人更了解斯大林，可以說服蘇聯參与二戰以後國際大家庭，成為自由世界的夥伴。但是，羅斯福並不知道，這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圈套。當時羅斯福身體狀況極其糟糕，完全依賴他信賴的幾個助手。在雅爾塔會議中，實際代表美國參加會談的就是希斯。首先在會議地點和時間選擇上，斯大林拒絕了在中立國舉行會談，堅持要在偏僻遙遠的黑海，羅斯福長途旅行到達雅爾塔之時，是被擔架抬下去的。由於斯大林知道了羅斯福的底牌，在談判中毫無退讓，迫使美國和英國放棄了波蘭和中國，以換取蘇聯出兵東北和參加美國主導的聯合國組織。其實，當時日本幾乎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美國就是依靠海空軍也可以迫使日本放棄抵抗。但是，美國遠東戰區指揮官的意見被馬歇爾屏蔽，羅斯福認為蘇聯參戰可以幫助美國打敗日本，減少美軍傷亡。

在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中，美國故意拖延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以消耗偉大的社會主義蘇聯。實際上，沒有按照計劃開闢第二戰場的正是蘇聯。在中國抗戰最艱難的時刻，蘇聯與日本簽訂了秘密協議，關閉了中國的西北國際通道。即使雅爾塔協議簽訂以後，蘇聯並沒有對日宣戰。理由？國民政府不答應蘇聯對蒙古和東北的領土要求，蘇聯以此要挾，以中國此舉破壞了雅爾塔協議要求美國對中國國民政府施壓。但是，當原子彈爆炸，日本即將投降之時，蘇聯在中國國國民政府沒有簽字的情況下，自行出兵東北，造成軍事佔領東北和蒙古的既有事實。同時，蘇聯還扣押了蔣經國作為人質。日本關東軍投降以後，蘇軍並沒停戰，大軍擺出了進軍山海關的姿態，而中國軍隊的精銳部隊還在遙遠的西南地區和中緬邊境，國民政府被迫在條約上籤了字。

中國被出賣，當然還是自己國力弱小而且一直處於內戰之中，容易被列強利用。但是，美國的自由主義者和蘇聯代理人對於美國政策的影響也是一個根本問題。即使羅斯福本人也認為，不應該採取與紅色蘇聯對抗的方針，而是通過對話讓蘇聯接近自由世界。為此，美國需要做出一些讓步，當蘇聯獲得了安全保障，就不會具有侵略性了。但是，當蘇聯獲得了自己想喲的利益，立即撕毀了協議。蘇聯不僅沒有尊重歐洲的自由民主選舉，而是暴力肢解了波蘭，武力干預捷克，將東歐完全變成了社會主義蘇聯的衛星國。同時，蘇聯開始了在遠東，中東的全面擴張，甚至把手神到了南美洲和古巴。蘇聯之所以能夠成為戰後美國最強大的敵人，根源在於美國的世界政策。

自由主義者堅稱自己不是社會主義，但是自由主義跟共產主義有很多基本共同點，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摧毀自由經濟為主體的資本主義。不同的是，對於共產主義者，摧毀資本主義是目的；對於自由主義者，摧毀資本主義是手段。自由主義者經常接受過良好的教育，非常自負，所以相信他們可以利用共產主義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又確保美國不會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但是，自由主義者意識不到，對於共產主義政權來說，所謂的信仰就是一種手段。共產主義者無一例外都是為了利益不擇手段的國家。自由主義者想利用共產主義者可以說是在關公門前耍大刀，最後發現被利用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歷史總是在重自己，是不是？

美國自由主義者和親共間諜主導的遠東戰略，不僅出賣了中國利益，也導致了中國政權的更迭和朝鮮戰爭的爆發。

歷史究竟是必然還是偶然？所有中國歷代當權者都極力強調歷史的必然性，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原因並不難理解。但是，任何一個重要歷史事件的發生，都有很多因素作用，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既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既有內部也有外部因素。如果得民心者得天下，難道滿清和蒙古騎兵的屠殺獲得了中國的民心？同樣，共產黨在中國獲得政權，也有很多歷史因素，並非是必然。我們今天談談影響中國當時國共之爭的外部因素，看看那些伸向中國的幕後黑手是如何改變了中國的歷史進程。

1970年，美國參議院內部安全小組委員會在對 Amerasia 一案的調查報告中指出，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勝利歸因於美國政府內中國外交政策專家對共產主義的同情，並用「China Hand」稱呼了這些人。這些人中包括有中國通之稱的中國問題專家，外交部負責中國事務的駐華使館助理謝偉思（John S. Service）。謝偉思出生於中國，傳教士家庭，長期任美國駐華大使館秘書，是美國政府派遣延安的觀察員。在中國共產黨官網中，對於謝偉思有如下描述：謝偉思作為美軍觀察組成員派駐延安期間，毛澤東與他有過多次重要談話，談話的內容極其廣泛，涉及到國共之間的矛盾、中共對美國的政策、戰後中國的發展等重大問題。這些理應對中美兩國關係產生深遠影響的講話，謝偉思原原本本地向美國政府作了報告，並提出了與中共開展全面合作的建議……在其後的２０多年間，謝偉思一直受到美國反華勢力的攻訐與陷害，經歷十分坎坷，但他始終對中國和中國人民懷有深厚真摯的感情，作為中國人民的朋友，致力於中美兩國的友好交往。」。為此，謝偉思被稱為」為中國蒙難的美國外交家「。請問，謝偉思代表的的是誰的利益？中國還是美國？如果中美是敵人，謝偉思為中國蒙難意味著什麼？

對於早期共產黨人和美國的關係，很多人只知道」別了，司徒雷登「。其實，歷史並非如此。在某種程度上，美國政府內自由主義者和蘇聯間諜對於蔣介石極為不滿，雙方爆發過多次嚴重衝突。為此，美國一直尋求與共產黨人接觸，探討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可能。曾經和謝偉思、鮑大可、奧克森伯格等「中國通」以及史迪威後人有密切交往的金先宏先生寫了一本題為《影響白宮對華決策的「中國通」——一位前外交官的採訪手記》的書。毛澤東與謝偉思談話中說，「民主的美國已經有了它的同伴，孫中山的事業已經有了它的繼承者，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的勢力。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傑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了的工作，它一定會得到而且已經得到民主的美國的同情。」毛澤東曾詢問謝偉思，是否可以在延安設立一個美國領館。謝偉思率領的觀察團來延安一個月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黨員傳達了一條秘密指示，宣布了一個重大的政策變動：中共有望將來與美國「開展文化合作，繼而是政治合作」。毛澤東對謝偉思說：「美國不必擔心我們不合作。我們應該合作。我們必須得到美國的幫助。所以我們共產黨人認為十分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們美國人的想法和打算。我們不能貿然反對你們———不能貿然和你們發生任何衝突。」毛澤東轉彎抹角想讓美國同中共合作，他說：「假如美國堅持把那些武器給予包括共產黨在內的所有抗日軍隊，那就不是干涉。如果美國只把武器給國民黨，實際上就是干涉。」「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士兵都應當成為民主的活廣告」「美國一定要和國共這兩支抗日力量合作……美國軍隊會看到……我們有人民群眾支持，也能打仗。」毛澤東還談到他對再打內戰的擔憂。他說：「我們有痛苦的經歷，知道再打內戰，中國還要遭受長期的破壞和內亂……」美國應該站出來，呼籲中國主要的政治集團召開會議，共同參與制定一部民主憲法，確定改革措施，改組中央政府，讓參政基礎更為廣泛：會議的席位一半歸國民黨，另一半在其他黨派、團體中間分配。毛澤東還說，希望戰後美國能援助中國重建。

謝偉思及時地詳盡地把毛主席的這類談話內容向美國當局報告，並同意毛澤東提出的意見，建議美國支援中國抗日的武器，也應公平地分配一部分給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而謝偉思對於中國共產黨和未來中國民主政府的設想，基本上得到了採納，成為重慶談判中杜魯門總統和美國特使馬歇爾的基本政策。如果你只看後來中國的教科書，中美交惡的根源在於美國支持國民黨內戰。其實，歷史並非如此。當年美國特使馬歇爾訪問延安時，中共組織了盛大歡迎儀式，毛澤東稱馬歇爾為」和平使「。可以說抗戰勝利以後，美國曾經不遺餘力試圖公正調解國共矛盾，也給予了共產黨很多實際支持。比如說，當時共產黨重要領導人鄧小平、林彪、劉伯承、陳毅、薄一波、滕代遠、陳賡、肖勁光等20人從延安前往華北各地都是美國提供的飛機。而東江支隊也是美國運輸到華北的。1946年初，蔣介石召廣州行轅主任張發奎至重慶，要張放中共東江縱隊北撤，面諭：經此八年抗戰……民眾痛苦，經濟凋零，社會動蕩；在國際上，美國希望中國統一，希望現政府成為強有力的政府，但不希望一黨專政。基於上述原則，我們不能不與共產黨妥協舉行政治協商會議。這個會議可說是一種政策，吾人應當遵守。俟共產黨加入政府後，我們的困難自會增加，希望大家忍耐，各在自己的崗位上埋頭苦幹克服困難。我們不必憂慮，我有信心能控制住局面。

重慶談判期間，在討論最為關鍵的軍隊整編統編協議時，馬歇爾曾向蔣介石提出一個方案，其中建議，在整編后60個師的作戰部隊中，20個師由共產黨領導，佔1/3；在海、空軍中共產黨領導的部隊至少各佔30％。蔣沒有同意此方案，但在談判中作出了一定的讓步。要知道，所謂的國民黨軍隊中，蔣實際指揮的嫡系部隊不到一半，其它派系的如龍雲和李宗仁等隨時在等待機會再次倒將。而且，共產黨此時並無空軍海軍，這個改編方案的實質就是削弱蔣的軍事實力。為了逼迫蔣介石讓步，馬歇爾要求美國政府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並要求杜魯門總統出面公開施壓。說美國支持內戰中的蔣介石是冤枉杜魯門和馬歇爾了。後來，馬歇爾自己也承認犯了錯誤，誤判了中國形勢，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目的。在美國自由主義者看來，國共兩黨之爭跟美國民主共和黨一樣，雙方可以通過民主協商建立一個民主政權。對此，將當時感嘆，外人不了解中國，將鑄下大錯，共產黨的目的是武裝奪取政權。

此後，雖然雙方簽訂了雙十協議，國共雙方並無停戰意願。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用南方局電台秘密指示劉鄧部隊發起上黨戰役，殲滅進入晉東南地區接受日軍投降的國軍閻錫山部隊10個師，攻佔長治地區。重慶談判簽署雙十協議之後，中共華北軍隊仍在歸綏，包頭等地圍攻傅作義軍隊達兩個月之久，直到十二月入冬久攻不克被迫撤圍。1946年1月，無黨派社會賢達邵從恩在政治協商會議上發問：「雙十協定第二條就是避免衝突，可是兩個多月了內戰仍然在打，國人應該看清楚了，中國共產黨在不斷製造內亂「。1946年5月下旬，國民政府軍佔領長春，在四平戰役重創林彪部隊后，一直追擊到松花江畔，逼近哈爾濱。在馬歇爾的壓力下，蔣中正6月6日下達了停戰令。但是1946年7月份開始，國共的軍事衝突加劇，且向東北以外的地區蔓延。7月中旬，美國海軍陸戰隊7名士兵被中共在冀東綁架；7月底，海軍陸戰隊的運輸車輛在天津往北平路上遭到中共伏擊，美軍三人死亡十二人受傷。

正如《馬歇爾使華》一書的緒言作者萊曼·P·范·斯萊克教授所說，作為特使的馬歇爾，希望自己作為一個中立者調解國共雙方的矛盾。但馬歇爾的政策本身又存在著一個矛盾，即美國當時一直承認國民政府是中國的正統政權，馬歇爾的調停行動，幫助了中共軍隊擺脫四平戰役的失敗，以及後來對四平的反攻。1948年11月6日，馬歇爾也不得不公開承認中共已背叛國民政府。他在一份白皮書上聲明，美國政府「不得間接或直接作出暗示，以支持，鼓勵或接受在中國建立有共產党參與的聯合政府。」，「美國政府無意再作為調處者在中國進行調解」。1951年6月9日，韓戰聯合國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在被撤職后表示，「馬歇爾使華是美國外交史上最大的失誤之一，自此自由世界將付出鮮血和災難的代價。」並表示自由世界可能為此無限期的付出血的代價。馬歇爾和杜魯門的對華政策，在南瓜間諜案后的五十年代受到強烈批評。

耐人尋味的是，蘇聯曾經拒絕中共要求參与馬歇爾調停，但也要求中共在停戰令期間不要與國軍對抗，否則有「全軍覆沒及惹起美軍入滿之絕大危險」。可見，所有人當時都誤判了歷史。蘇聯援助中共，希望可以建立一個親共的地方政權，沒有想到為自己培養了一個敵人；美國認為中國共產黨只是民族主義者，不是真正信仰共產主義，低估了中國的擴張性；國民黨試圖在蘇聯和美國之間尋求平衡，不相信美國會拋棄自己，錯失了機會；共產黨有效利用了各方的矛盾，迷惑了美國，迷惑了蘇聯。不過，中國奉行的團結一切力量對付國民黨的政策，也導致了民進黨徹底控制了台灣。歷史，充滿了諷刺。
說完了政治和軍事，不得不提到經濟。我們都知道，國民黨統治後期，物價飛漲，紙鈔變成了廢紙。真正摧毀國民黨政權的與其說是軍事失敗，不如說是經濟危機。當然，中國八年抗戰耗盡了國力，抗戰的堅持得力於美國的援助。內戰爆發，美國切斷對華援助，本身就是一個沉重打擊。但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當時中國的金融危機的背後同樣有」China Hand「的傑作。錢伯斯的間諜網包括了另外一個重要人物，當時美國財政部貨幣部部長哈里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很多人可能從來沒有聽說過懷特，那麼你總知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就是懷特的傑作。在1944年布萊頓森林會議中，懷特主導建立了二戰以後世界經濟秩序的構建。對於懷特的間諜罪指控雖然因為懷特突然心臟病發作去世而停止，美國在六十年代建立的針對蘇聯的信息監控網（Venona project）獲得信息證明，懷特確實是為蘇聯服務的間諜。

懷特伸向中國的黑手，可以說是又一個中國通冀朝鼎。維基解密中，對於冀朝鼎的介紹：芝加哥大學法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共產黨秘密黨員。潛伏于中華民國政府的高官，受共產黨指示廢國幣併發行銀圓券與金圓券。冀朝鼎去世后，參加追悼會的有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冀朝鼎對於共產黨之重要性可見一斑。冀朝鼎出身晉商家庭，接受庚子賠款學生身份就讀於芝加哥大學。在校期間，冀朝鼎積极參与學生運動，1927年1月以美共代表身份出席在布魯塞爾召開的世界反對帝國主義大同盟成立大會，加入中共旅歐支部。1927年6月冀朝鼎、章友江等接受美國共產黨委派回到中國。冀朝鼎也是本文開始提到的Amerasia 雜誌負責人。由於冀朝鼎與孔祥熙同為山西老鄉，又有留學美經歷，冀朝鼎憑藉這個關係與孔祥熙，宋子文，宋靄齡私交甚厚，也深得孔宋之信任。當時國民政府的金融政策大都是冀朝鼎擬定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在回憶錄中專辟一節《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寫道：宋子文一直在國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這個人英文不錯，可能投其所好。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幹，結果冀為共產黨在我方財政方針任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陳立夫舉證「黃金儲蓄券六折還本」與「美金儲蓄券到期賴賬」兩例，指其為冀朝鼎所為，「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現在，國共雙方都承認了冀朝鼎的作用。我們知道，貨幣的發行十一政府的信用為基礎的，如果民眾對於政府的信用失去信心，這個國家的貨幣就會崩潰。冀朝鼎的金融政策就是鼓勵政府賴賬，債卷到期不保障兌付，這麼一來國民政府失去了信用，貨幣立即崩潰，根本無法控制。這個主意誰出的？懷特。

不得不承認，當我開始寫這一段歷史時，我自己也低估了問題的複雜性。這些伸向中國的」China Hand「牽涉的人物之多，問題之複雜，幾乎令人無從說起，也感到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