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由于经济民生压力，由于现代经济社会对生育的逆向激励，由于传统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道德价值观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中国近三十年面临超低生育率危机。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0，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国新生人口下降到792万，仅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尼日利亚新生人口764万，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万，美国新生人口366万。按照目前趋势，中国新生人口将很快低于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预计在2056年低于美国，然后很快跌到世界前十名之外，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彻底崩塌！
按照1.0的总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5%，两代减少80%，三代减少91%，四代减少96%，五代减少98%，中华民族面临五千年来的最大危机。2025年中国新生人口仅为全球的6%，预计2100年中国新生人口将不足全球的1%，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将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中国的土地也将沦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兴衰存亡危机！
温家宝：中国崛起面临人口大崩溃，全面改革是拯救中华民族的唯一正确选择
作者：北京爱国学者
导语：近期，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的北京资深学者拜访了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并与这位资深学者深入交流。然后，这名资深学者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改革方案与双方探讨，吸收多位党政军领导意见，经数位学者集体讨论，然后共同撰写此文，代表温家宝总理、党政军领导及学者们的集体意见，可以为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军委等提供重要智慧参考。
现在，党政军领导既不想失去目前制度环境下的既得利益，又痛恨文革化的专制统治暴政，但却找不到解决方案，这让党政军领导陷入纠结和痛苦之中。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大和解改革方案，照顾党政军民的利益诉求，切中党政军领导的心愿，非常符合当下中国全面改革发展的需要。
这个访谈全文名为《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总计有7万多字。考虑到文章过长，不利于媒体发表，因而把此长文分拆为七篇文章，本文是所分拆的第四篇文章。
正文：
1905年，针对民族危机、专制压迫和民生艰难，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阐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建立中华民国。今天，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超低生育率将迅速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从专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改革面临倒退，专制权力和资本结合共同压迫民生。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拯救中华民族命运已经迫在眉睫。
（1）拯救超低生育率与长期经济危机
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由于经济民生压力，由于现代经济社会对生育的逆向激励，由于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中国近三十年面临超低生育率危机。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0，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国新生人口下降到792万，仅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尼日利亚新生人口764万，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万，美国新生人口366万。按照目前趋势，中国新生人口将很快低于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预计在2056年低于美国，然后很快跌到世界前十名之外，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彻底崩塌！
按照1.0的总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过一代减少55%，两代减少80%，三代减少91%，四代减少96%，五代减少98%，中华民族面临五千年来的最大危机。2025年中国新生人口仅为全球的6%，预计2100年中国新生人口将不足全球的1%，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大崩溃，将迅速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的濒危弱小民族，中国的土地也将沦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华民族正在面临史无前例的兴衰存亡危机！
人是经济科技的创造者，人是经济科技发展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经济科技发展的生命载体，人口就是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生命载体。人工智能无法解决超级老龄化之下的创新活力大幅下降，人工智能无法解决人口大崩溃所导致的创新能力大崩溃和市场需求大崩溃，人工智能不可能解决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大崩溃所带来的经济科技发展能力崩溃。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将彻底摧毁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将中国从“世界工厂”变成“工业废墟”，将中国从绚丽的城市变成“建筑废墟”。
拯救中华民族大衰亡的命运，必须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彻底的改革，使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危急时刻，谁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步，谁再阻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全面改革发展，谁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敌人、最大罪人、最大叛徒！目前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兴衰存亡危机，已经不亚于五胡乱华、安史之乱、蒙古灭宋、满清灭明和日本侵华，坚持专制暴政的危害几乎已经超过任何历史时期，谁再坚持专制暴政，谁就是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人！
导致中国超低生育率的因素，首先是维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遭到巨大破坏，反婚姻反生育的断子绝孙思想病毒泛滥；其次是现代经济社会机制严重打击生育，社会化养老和社会化医疗几乎摧毁结婚生育的必要性；再次是经济民生的高压力，使生育意愿脆弱的年轻人更不愿意生育孩子。在过去贫困的艰难时代，由于传统文化和社会经济机制支持生育，生育率仍然比较高。但现在，维持民族和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已经被毁，现代经济社会机制沉重打击生育，导致经济民生压力可以明显影响生育。
近十几年来，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已经显著显现。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最大原因就是人口形势恶化。我们在十几年前就预测，中国29-33岁购房主力人口从2020年的1.22亿下滑到2030年的0.73亿，10年下滑40%，必将带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大崩溃。由于专制权力借助疫情防控严重折腾经济民生，年轻人纷纷选择躺平而不愿负债购房，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大崩溃提前到来。2020年中国新房销售面积是17.61亿平方米，2025年下滑到8.81亿平方米，5年下滑50%！很多中国年轻人在绝望中选择躺平，而且他们知道新生人口大崩溃必将带来房地产大崩溃，房地产刺激措施已经无法再欺骗他们去负债买房。
人是经济科技的创造者，人是经济科技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经济科技发展的生命载体。超低生育率导致中国新生人口长期快速下滑，导致年轻人口持续快速萎缩，导致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必将摧毁中国经济科技发展能力。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形势，我们在十几年前就预测，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将在2013年之后陷入长期下滑，2035年之后中国GDP增长率将低于美国或世界平均水平。
由于中国1999年开始大学扩招、科研投入持续增加和1986-1990年最后一次婴儿潮，让中国有一段科技爆发潮，高峰期约是2015-2030年，这是中国最后的高光时刻。随着最后一波婴儿潮人口老去，中国经济科技竞争力将像日本一样陷入长期衰退。科研人员最有活力的年龄是26-45岁，随着最后一批婴儿潮科研人员老去，我们预计2035年之后中国将迎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双重崩溃。
我们在十几年前用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准确预测中国产能过剩危机。中国25-29岁消费最活跃年轻人口从2015年的1.27亿下滑到2025年的0.75亿，10年下滑41%，导致中国很多产业陷入严重产能过剩，被迫用出口消化产能过剩。事实证明，我们用人口预测经济非常准确，因为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人口的长期趋势必然决定经济的长期趋势。因此，一些人口经济学者利用新生人口数据预测妇幼产业、幼儿园和中小学倒闭潮，准确率几乎就是100%。同样，用各年龄段人口和预期寿命预测养老和殡葬产业，准确率也是接近100%。
经济活动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人口就是经济科技活动的生命载体，人口的长期变化必然决定经济科技发展的长期趋势。因此，我们可以100%的确定，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就是中国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最大灾难，就是摧毁中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危机。因此，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系统性改革，扭转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就是拯救中国经济未来的最大任务，也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最大任务。
在中国产能过剩的今天，消费显著不足，经济刺激就应该以消费为主，鼓励生育就是最好的消费刺激，也是对未来最大的投资。挽救中国经济，除了未充分满足的新质生产力和消费需求之外，应当全力对结婚和生孩子进行大规模经济刺激。长期而言，对于超低生育率的中国来说，最大经济刺激应当是鼓励生育。除此之外，其他经济刺激措施仅短期有效，无法挽救中国经济科技发展危机。鼓励生育对消费和生产力的刺激作用是最长期的，只要大幅提升生育率，就可以有效解决消费不足和长期发展前景恶化。因此，可以把产业补贴和消费补贴都取消，把几乎所有经济刺激资金都用来鼓励结婚和生孩子，才能最有效的挽救中国经济科技长期发展。这不是极端，这是拯救中国经济科技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本措施。
生孩子首先就是为社会创造新的消费者，同时也创造就业、税收和GDP。生孩子为社会创造新的劳动创造者，为社会贡献税收和GDP，为社会缴纳养老和医疗等社保费用。生孩子是为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做贡献，鼓励生育就是政府最应该做的长期投资。除了伟大的科学发现、思想发现和政治改革，生育孩子就是对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最大贡献。发达国家用于鼓励生育的财政支出约占GDP的2%~3%，中国不足1%！养老支出是没有未来发展效益的消费支出，但中国财政和社保的养老支出已经占GDP的4%，远高于鼓励生育的支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政府强迫年轻人缴纳社保费用去养老人，却不愿帮助年轻人养孩子，这等于是让老年人去喝小孩的血，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愚蠢的行为之一。
年轻人没有义务缴纳社保费用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政府也没有权利拿年轻人的纳税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但政府却打着仁慈与福利的旗号这样做了，这实为压榨年轻人和摧毁未来的愚蠢行为。养孩子是对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伟大贡献，但政府却让年轻人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破坏养孩子的伟大价值贡献。政府拿年轻人本应该用于养孩子的钱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这是摧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政府应当停止让年轻人缴纳社保费用及纳税去养活与他无关的老人，或者，政府就应该拿出更多的钱去鼓励年轻人生育孩子。否则，政府就是摧毁经济、社会、民族、国家与文明未来的邪恶专制暴政。因此，政府应该拿出比养老支出更多的钱去鼓励生育，鼓励生育的资金应该占GDP的5%以上。
中国可以通过压缩财政投资基础建设、压缩庞大的行政开支、压缩低效的产业补贴等筹集鼓励生育的资金。目前，中国可以通过彻底改变货币发行方式来筹集鼓励生育资金。现代货币发行方式有三种：1、财政式发行货币，直接印钱作为财政收入，可以直接降低政府、居民和企业的负债，但要警惕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2、债务式发行货币，央行向商业银行放贷，央行购买债券，可以降低通货膨胀可能性，但容易导致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过多；3、外汇占款发行货币，央行用本币买入外汇资产，等于是外国印钱购买本国的商品和资产。外汇占款就是外国印钱买中国产品，为何中国不自己印钱让自己的国民消费呢？因此，中国应当改变货币发行方式，通过扩大财政式发行货币，压缩债务式发行货币和外汇占款发行货币，就可以轻易筹集鼓励生育资金。
日本过去三十多年的经验已经证明，多发行货币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这是因为日本陷入超级老龄化、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饱和、经济发展预期恶化、房价暴跌导致房地产资产泡沫破灭、企业和居民缺乏贷款需求、银行放贷比较谨慎。通过提高银行法定准备金率、适当提高银行利率、严格限制房地产信贷、央行收回贷款回笼货币、央行卖出债券回笼货币、限制地方政府和影子银行融资、提高资本充足率、打击房价上涨预期或政府收割房价上涨收益、补足容易价格上涨的产业短板，就可以降低货币乘数与通货膨胀，再允许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进而让政府更多以财政方式发行货币，即通过印钱获得财政收入。如此，中国政府就可以比较容易的筹集鼓励生育资金。
中国正在面临日本式经济危机，高增长和高通货膨胀时代已经结束，超低生育率和超级老龄化持续推进，中国应当果断改变货币发行方式，直接印钱筹集鼓励生育资金，挽救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的未来。所筹集资金全部用于鼓励生育，让国家承担年轻人养孩子的经济成本，同时以低房价低房租来降低年轻人压力。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家统一免费提供孩子的教育、医疗、幼托，以集中采购方式免费提供孩子的奶粉、食品、衣服、尿不湿、玩具、基础婴儿用品包等，再给予生育补贴或生育奖励。同时，改革教育，消除学区房、消除补课需求、消除家长辅导孩子作业、消除高考恶性过度内卷（如“衡水模式”）、降低就业的学历与名校要求，降低教育的过度竞争与父母压力。
鼓励生育和生育补贴应当是帮助年轻夫妇养育孩子，不是取代婚姻家庭。实际上，无论是脱离家庭的社会化养老，还是脱离家庭的公共化养孩子，都是缺乏责任心的“人民公社大锅饭”，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鼓励生育和生育补贴一定不能破坏婚姻家庭，对单身妈妈的补贴与保护，就会导致更多离婚、单亲妈妈和低生育率，导致单亲孩子家庭成长问题。鼓励生育必须是先鼓励结婚，鼓励早结婚、早生育，才能长期提高生育率。不婚、离婚、晚婚、晚育、单亲家庭等，都会降低生育率。因此，中国应当立即废除鼓励晚婚的结婚年龄限制，把结婚率、生育率、初婚年龄、生育年龄、女性岗位妈妈比例、男性岗位爸爸比例等都纳入政府考核指标。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鼓励生育一定要克服平等思想。因为越是优秀的人，事业和时间的机会成本越高，鼓励生育补贴作用越低。相反，越是低智商、极端信仰、收入较低、学历较低的人，生育的机会成本最低，更容易通过生育补贴生育孩子。如此，鼓励生育变成种族与文化的逆向淘汰。比如，在欧洲，鼓励生育让黑人穆斯林生育更多孩子，因为他们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最低，获得生育补贴的激励作用最强。
因此，中国鼓励生育必须克服平等思想，根据智商、学历、品德、文化信仰等差异化鼓励生育，给予高智商大学生更高鼓励生育补贴，低智商、低学历、伊斯兰教教原教旨主义等不参与或少参与鼓励生育，并驱逐黑人穆斯林等非法移民。在中国，汉族是智商与文化进化最高的优秀族群。中国是以汉族（华夏族）为主体和儒家文化为灵魂的中华文明【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中华文明的人口文化特型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但是，汉族曾经长期被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所打压，汉族文化遭到严重破坏，鼓励生育就应该扭转这种历史错误，给予汉族更高生育补贴。
为解决大学生就业和生孩子的困境，国家应该通过提供廉价住房、生育贷款等方式支持大学生生育孩子。实际上，大学生生育孩子，就能降低女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同时提高妇幼产业等相关孩子消费，激活经济发展前景，就能缓解大学生就业压力。国家向大学生提供养孩子无息贷款，保障无业大学生或低收入大学生可以安心生育孩子，也临时降低财政压力。孩子满6岁免50%贷款，孩子满12岁再免30%贷款，孩子满18岁再免20%贷款。
印刷货币用于鼓励生育及为年轻人提供廉价住房，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消费，降低居民负债，提高生育率，促进经济科技长期发展。居民消费变成企业收入，增加投资和就业，降低企业负债。经济发展，税收增加，降低政府负债。通过印刷货币刺激经济，再保持5%左右通货膨胀率，就能全面降低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负债。假设GDP增长率5%，通货膨胀率5%，贷款利率5%，名义GDP增长率10%，个人和企业收入名义增长率10%，财政名义增长率10%，债务负担每年降低5%。相反，以前债务式货币发行方式，让金融机构和大企业获益更大，拉大贫富差距，抑制居民收入和消费，提高居民、企业和政府的负债率。
同样，多印刷货币也可以用于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印刷货币鼓励生育及刺激消费，就能增加进口，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通过印刷货币，增加人民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互换，然后把所得外币变成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变成当地华人的贷款及鼓励生育资金，或者直接作为鼓励对外移民的资金，推动华人对外移民扩张和中国资产的海外扩张，也带动中国出口增长。比如，俄乌战争结束以后，就可以鼓励中国男光棍移民到俄罗斯和乌克兰。同时，中国应该改革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鼓励海外华人积极获取海外国籍，进而方便中国对外移民和海外资产的扩张。
在专制体制下，由于计划生育部门利益、人口宣传谬论和党政领导对人口经济问题的无知，导致中国人口政策一再严重失误，造成对中华民族的巨大伤害。中国生育率在1970年代已经大福下滑，但中国在计划生育部门利益误导下，却在1979年实施了更严的一胎政策。中国在1991年生育率低于世代更替水平，却在计划生育生育部门误导下，在1991年实施强制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中国在2000年人口普查已经显示超低生育率，却被计生委和体制内专家千方百计阻碍人口政策调整，数据严重造假，结论严重误导。他们把当时1.2总和生育率造假到1.8，并把1.8的生育率当作最佳生育率，坚持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不动摇。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显示超低生育率，仍被计划生育既得利益和错误人口思想所耽误。
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讲解人口问题的计生委人口专家、2014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的翟振武，他在2014年论文《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说：“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未来4 年内，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 万、4995 万、4025 万、3540 万。” 实际上，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后，2016-2019年中国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1723万、1523万、1465万，峰值1786万也不足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36%，计生委权威专家远离实际的巨大误判显然是有意误导国家重大决策。
2020年人口普查，再次显示超低生育率，但由于过去计划生育宣传的错误人口思想误导，很多人形成对中国人口规模的厌恶，主张大幅减少中国人口，对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的危险视而不见。由于新生人口在二十年后才能变成劳动人口，鼓励生育无法直接变成显著的经济增长政绩，导致政府对鼓励生育缺乏积极性，导致中国未能全力扭转超低生育率危机，这是巨大的民族危险和国家悲哀。民间人口经济学者的警告，爱国者们千方百计的呼吁，却被言论自由限制直接扼杀，更没法进入中央决策，这是巨大的民族悲剧和国家不幸。
中国人口政策的悲剧，就是在专制体制之下，部门利益和党政领导错误思想所导致的巨大灾难。计划生育部门全方位发动宣传机器，对中国全国上下进行洗脑，以论证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存在的必要性，代价却是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同时让中国人在超低生育率之下看不到巨大危机，甚至是把中国人口大崩溃当作是好事。如此，整个中国陷入无知的危险。计划生育部门利益所引发的灾难，将至少危害中国百年，甚至是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的未来。
实际上，那些计划生育洗脑宣传是非常显而易见的错误。比如，就业是人口的社会分工，人口多不会产生就业问题，因为需求产生就业。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年轻人就业问题，不是人口多造成的，而是政治运动损害经济和就业。未来中国人口大崩溃，经济前景严重恶化，个人就业和发展前景也恶化。人均GDP的本质是人均生产创造能力，人口减少不会提高人均GDP。相反，人口减少导致超级老龄化和科技创新能力下降，反而降低人均GDP发展潜力，日本就是典型的案例。中国人聪明且勤劳，人口多就会产生庞大科研队伍、完整工业门类、庞大科研投入和庞大市场需求，这是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最大动力。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自然资源的使用已经突破国界。科技实力决定资源的范围，人口实力转化为科技实力，就能发掘出更多资源。在城市化的今天，人口密度已经失去实际意义，因为城市化就必然意味着居住密度大幅提高。更多计划生育宣传所制造的人口经济谬论详见《大国空巢》《大国危途》《中国人可以多生》等书籍。
中国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人口大崩溃将损害每个中国人的利益。首先，这直接影响每个产业的招聘与市场，人口崩溃就会引发产业崩溃与公司倒闭，很多人的就业与发展前景严重恶化。其次，超级老龄化导致严重的养老与医疗负担，这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是巨大灾难。第三，超低生育率让很多中国人的灵魂下辈子只能投胎转世做畜生，因为中国新生人口暴跌，可以供投胎转世的机会严重不足，很多中国人只能投胎做畜生了。日本是中国的前车之鉴，更严重超低生育率的中国人将更悲惨。
温家宝总理说：“超低生育率是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根本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根本无法实现。党政领导必须把解决低生育率当作挽救中国前途命运的根本任务，切莫因为一时GDP增长率的好看而忘了这个根本。人口现实已经反复证明，我们确实在过去忽视了超低生育率问题的严重性。之所以导致我们曾经对这个最大民族危机视而不见，这与计划生育既得利益集团的误导密切相关。现在看来，计生委所组织的专家与报告，数据是巨大造假，结论是巨大错误。”
“中国错误人口政策之所以被长期执行，人口政策调整之所以被长期误导，就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缺乏自由民主，让权力的恶魔可以为所欲为，让谬论可以长期横行，让中央决策被严重蒙蔽，让领导人的错误被长期执行。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多听取来自民间学者的声音，才能避免再次出现巨大错误。现在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当年不惜毁掉中华民族未来的计划生育部门是类似的，都是既得利益不惜摧毁民族和国家的未来。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制度保障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才能从制度机制上拯救中华民族的命运。”
（2）彻底解决高房价的民生压力
现代经济科技发达了，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民生压力并未降低，年轻人比以前更加焦虑了。这是因为，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在很多方面违背儒家所说的“义利合一”，即利益要与道义相结合，不能因为利益而损害道义。由于制度和文化的缺失，贪婪的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各个经济组织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就变成了彼此相互伤害。比如，权力和房地产资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提高所有人的居住成本；医疗资本和医生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提高所有人的医疗成本；教育资本和教师追求利益最大化，就会提高教育成本。特别是权力和资本过度贪婪的时候，居民收入和消费就会受到严重抑制，贫富差距过大，民生经济低迷。解决权力与资本的过度贪婪，一方面是贤能民主遏制权力与资本的人性之恶，另一方面就是全社会推行“义利合一”的思想文化。
“义利合一”是政治经济社会充满仁义的道德文化，以仁义对抗自私最大化的贪婪、愚蠢、短视、互害，进而实现经济民生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国有企业追求垄断高价，以高收入高福利私分国企收益，这就是自私无义。如果国有企业提供价格合适的优质产品服务，把企业收益反哺国家与社会，这就是“义利合一”。如果私营企业提供价格合适的优质产品服务，把企业收益分享给员工及反哺社会，这就是“义利合一”。如此，居民收入更高，民生压力更小，消费更有活力，年轻人更有意愿生育孩子，拯救长期经济发展。河北大午集团、河南胖东来超市，都是“义利合一”的典型。但是，河北大午集团已经被权贵掠夺，有德者被自私贪婪的权贵拿走一切；河南胖东来超市害怕被权贵掠夺，就把企业分给了员工，这都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悲剧。
只有推翻权力和资本压榨人民的专制统治，才能解决中国民生问题的制度根源。只有儒家所推崇的贤能民主制度和“义利合一”道德价值观，才能充分遏制人性之恶及防止自私的互害困局，才能在制度和文化上长久解决民生压力，进而解决超低生育率危机。可以说，只有儒家思想才能解决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这也是孙中山把自己当作儒家道统继承人的根本原因。
在目前中国，权力和资本合谋创造高房价，严重压迫民生，这严重违反“义利合一”的政治经济道德原则。挽救中国经济民生，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中国必须彻底摧毁高房价，按照“义利合一”的原则向年轻人提供低廉住房，让年轻人可以安心生育孩子及消费。简单来说，就是政府采取一系列合法合理的方式主动摧毁高房价，让房价处于低水平，然后政府以印钱和基金的方式掌握大量房屋，向年轻人提供廉价住房。类似于新加坡的组屋制度，国家是住房市场的最大提供者，以法律和市场的方式确保绝大多数国民的廉价住房。
目前，房贷成了中国年轻人的最大负担，很多年轻家庭的房贷还款成为家庭的最大支出，沉重房贷不仅严重挤压消费，还让大量中国年轻人不敢生二胎。以高房价获取土地财政，就是出卖中国年轻人的未来，就是政府吃婴儿肉以维持短暂虚假繁荣，这不仅是十分无耻，也是愚蠢至极！中国只有彻底打倒高房价，大幅下降居住成本，才能拯救超低生育率危机。因此，中国主动摧毁高房价高房租，同时印钱鼓励生育，这才是长久拯救中国经济的最正确选择。
中国政府主动摧毁高房价，政府所主导基金掌握大量住房，国家成为主导廉价住房的最大市场主体，这是中国房地产与中国经济民生的大革命、大重置、大重启，这将使中国经济民生走向新时代。首先，通过充分的城市土地供应，通过合理方式让小产权房合法化，通过严格限制房地产收益，通过政府控制的大量新房建设，通过允许居民把高价贷款房屋抛给银行及终止所有房贷，通过房价大崩溃的市场预期，制造迅速的房价大崩溃。然后，政府所主导的基金大量收购房屋，并以所掌握房产继续扩大基金，或以房产为抵押获得低息贷款，迅速成为主导廉价住房的最大市场主体。然后，随着经济发展，随着人均住房面积增长，随着印钱鼓励生育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房价合理的逐步增长，彻底摆脱房地产低谷。同时，由于住房成本大幅降低，人均住房面积就可以大幅增加，将有力的刺激建筑业发展。
中国对银行处置房贷的模式应该彻底改革，允许居民和企业直接房屋抵押贷款的房子直接抛给银行，并终止所有房贷。而不是目前，由于房价大跌，房子给了银行，售价不能抵消贷款，还要让人继续还房贷，这是压榨人民的邪恶制度。可以规定，除了炒房客之外，居民仅购买一套住房（夫妻不超两套），出售房屋不够偿还银行贷款的，房子直接抛给银行并自动结清所有贷款。允许个人破产，让炒房客放心的低价抛售房子。政府主导的资产管理公司大量接受低价房源，专门用于鼓励年轻人生育。政府鼓励年轻人廉价租房结婚，并打击以结婚强迫男人购房的行为。以结婚名义强迫男性买房的女性，特别是未出资却要求房产加名字，一律按敲诈勒索罪。
推动房地产大重置，高房价大崩溃，大规模消灭房贷，居民大量去债务，彻底解放高房价对民生的沉重枷锁，让居民更有钱去消费和投资。中国政府对银行和金融的控制力较强，足以应对房价大崩溃的金融风险。如此，经济更有活力，就能给企业去债务，继而给政府去债务，最终是给整个社会去债务。房价和房租大幅降低了，不仅居民的住房成本大幅低了，工商业的房租或房产成本也大幅降低了，就能降低物价、增加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继而让消费和投资更有活力，经济、就业、财政等都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压力大幅降低，再通过系统方式提高生育率，就能拯救长期经济科技发展。
温家宝总理说：“高房价问题，一直是我所重视的问题，这不仅是经济风险，也切实关乎人民群众的民生问题。你提出的人口、经济、货币、房地产政策，看起来是激进，却也比较务实。但操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管控金融风险和通货膨胀的安全范围。现在，很难听到这样的真知灼见，这是目前政治体制和缺乏言论自由的悲哀。解决中国人口经济危机，拯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确实是不能墨守成规，必须拿出科学的有效的革命性的巨大政策转变。就像轮船即将撞向巨大冰川，全力以赴的大扭转就是最正确的决策。面对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墨守成规、不温不火的政策才是最大危险。”
（3）扭转破坏生育的经济社会机制
现代经济文化是短视的文化，现代经济社会机制是短视的机制，现代政治制度是短视的制度，这导致现代文明的低生育率危机，进而导致现代经济社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现代社会的文化、法律、教育、就业、养老与医疗社会保障等，都存在破坏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短视行为，甚至是导致文明的自杀。但是，现代人很少看明白这些问题，或者少数明白者也无力改变，导致现代文明陷入集体愚蠢，或者说是自私的囚徒困境。
现代国家的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体系，将养老和医疗都进行社会化集体保障，结果摧毁了家庭和生育的存在必要性，严重破坏婚姻和生育，等于是鼓励不婚不育，导致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危机，等于是民族、国家与文明的自杀。随着科技发展，老年人的寿命越来越长。随着老年人年龄增长，医疗费用也越来越高。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本质是政府强迫年轻人为与他无关的老人承担养老和医疗费用，强迫年轻人背负沉重养老压力和医疗压力，让年轻人更不愿意生育孩子，进一步加剧低生育率危机，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这是无耻的愚蠢的政府霸权主义。
目前的社会化养老和社会化医疗模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反文明的制度，它打着福利的旗号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化养老的本质就是强迫别人的孩子给你养老。生孩子的人因为耽误工作，反而可能获得更少养老金。社会化养老和医疗，就是破除结婚和生育的存在必要性，鼓励人不要结婚生子。因此，必须对养老和医疗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禁止养老和医疗制度鼓励不婚不育，让养老和医疗服务于鼓励生育。
生育维持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育维持了养老与医疗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养老和医疗必须鼓励生育。不生孩子的人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缺乏贡献，因而养老金和医疗报销比例应该显著降低。比如，女性25岁以上、男性28岁以上，智力与健康正常的人，生育三个孩子以上的人医疗报销90%，生育两个孩子的人医疗报销80%，生育一个孩子的人医疗报销70%，不生孩子的人医疗报销50%或更低。
除了国家高层领导人之外，对于退休人员，不生孩子及孙辈孩子很少，养老金和医疗报销应该大幅低于多生孩子的人及孩子价值贡献高的人，因为生孩子保障了社保费用的长期延续。除了占人口少数的低智商群体外，生育三个孩子以上或孙辈孩子五个以上的人，养老金为100%，医疗报销为90%；生育两个孩子或孙辈孩子三个以上的人，养老金为90%，医疗报销为80%；生育一个孩子或孙辈孩子两个以下的人，养老金和医疗报销为70%；不生孩子的人，养老金和医疗报销为50%或更低。对于不生育孩子的富人，可以直接取消养老和医疗保障，或者大福降低福利保障，以降低社保压力。
中国社保费用占工资比例高达35%–45%，显著增加了企业负担，显著降低了劳动收入。实际上，社保缴费是对劳动人民的压榨，社保缴费是对母亲等非工作人口的严重歧视，社保缴费严重挤压劳动者的消费。因此，中国应该停止强迫社保缴费，改为纳税和国有资产收益支付社会福利，以集约化模式提供全民基本免费医疗。同时，削减偏高的养老金，实施比较公平的低养老金制度，让家庭参与补充养老，以此激励结婚和生育。对于孩子和孙辈的纳税，可以部分直接奖励给老人，将“养儿（女）防老”制度化。
民营企业是居民就业的保障，就业是收入的保障，收入是消费和生育的保障，消费和生育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中国必须全面解除民营企业限制，打破国企垄断和行政限制，让民营企业和创业更加自由健康的发展。同时，废除社保缴费，将社保缴费变成工资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合理提高最低工资，大力强化劳动保障，有效减少工作时间，保障更多人的就业与收入。在人工智能时代，工作机会和工作时间进一步降低，低人权的就业模式严重加大就业压力和收入压力，形成恶性竞争和恶性循环。中国必须以法律方式打破低人权就业的恶性循环，将就业变成和谐社会分工和充分居民收入。
现代文化、法律、教育和就业，打着男女平等的旗号，打着解放女性的旗号，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畜生用，满足了资本和权力的短期利益，满足了女性的短期虚荣与消费资本，但破坏了男女分工的家庭秩序，导致低生育率危机，摧毁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资本为了短期利益，歧视生育孩子的妈妈，对生育孩子的女性进行就业与职业发展的“母职惩罚”，导致女性更加不愿生育孩子，最后摧毁经济社会的未来，也摧毁了资本的未来。因此，必须采取法律强制措施，纠正经济社会自私短视的自杀行为。
为了扭转就业与职场的“母职惩罚”，促使社会奖励女性生育，国家应当以法律强制保护妈妈就业与职业发展，将女性就业的“母职惩罚”变成“母职奖励”。比如，国有企事业单位，除了科研等高度专业人士以外，25岁以上女性岗位，职位只给妈妈；30岁以上女性岗位，职位只给两个以上孩子的妈妈；35岁以上女性岗位，职位只给三个以上孩子的妈妈。同时，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应当对照国有企事业单位，必须保障80%以上的女性职位给生育孩子的妈妈。如此，就业奖励妈妈，就能迅速刺激女性生育孩子。
现代社会推行大学、就业和收入男女平等，但结婚和养家费用却没有男女平等，社会仍然要求男性承担更多结婚和养家费用，女性仍然是慕强、拜金主义和虚荣攀比消费，导致男性结婚和养家能力降低，导致女性择偶要求升高且盲目消费，必然导致大量年轻人难以结婚和生育，导致低生育率危机。
现代社会所谓男女平等，其实就是把女人当男人用，进而逼迫社会把男人当畜生用，破坏两性分工和社会秩序。经济社会把女人当男人用，大量就业岗位被女性拿走，负责赚钱养家的男人就会面临更大就业竞争和女性对男人的更高要求，导致男性更加悲惨和高压力。男女平等最终必然摧毁正常的男女关系，摧毁婚姻家庭和生育，让女人在职业压力和职业焦虑中承受像男人一样的痛苦，男人在经济就业压力中承认更大痛苦。除了人格尊严平等，男女平等是人类史上最愚蠢的文明自杀内卷价值观。
平均而言，同样的考试分数、同样的学历，男性的社会价值贡献显著高于女性。女性的智力优势是记忆、语言，依赖记忆和语言的占据多数科目（语文、英语、历史、政治、地理等），女生又比较听话，女生不会被太多兴趣而耽误学习，导致女生更容易取得考试成绩，导致女生很容易是高分低能。男性的智力优势是逻辑推理、空间几何，男生好动且兴趣广泛，这非常不利于男性考试成绩，但非常有利于创新创造，这很容易导致男生是低分高能。因此，男女相同分数线就是对男性的不公平，是对教育资源和社会价值创造的巨大浪费，还会破坏两性分工、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大学录取的男女平等就是危害家庭、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和文明。因此，大学、公务员、司法等必须根据男女特征、社会分工、价值创造，实施男女不同分数线。
2024年，中国大学招生59.8%是女生，已经达到和美国相同水平。女大学生近6成，男大学生仅占4成，女生比例几乎比男生多一半。由于女性择偶的慕强心理，女性选择学历更高和收入更高的男性，大学录取男女平等就会导致三分之一的女性面临择偶困难，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结婚和养家成本主要是男性，男性得不到相应大学教育和工作机会，就无法结婚和养家，也就导致大量女生找不到对象。只有大学录取更多男性，才能创造更大社会价值，才能满足男女结婚的需求，才能满足女性依赖男性供养的心理，才能让男性撑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大学录取的男女平等，就是把女人当男人用，把男人当悲惨的牛马，严重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
对世界各国的统计表明，生育率与女性学历、收入呈负相关，生育率与男性收入呈正相关，生育率与男女结婚年龄和生育年龄呈负相关。女性学历越高、女性收入越高，则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越高，即女性为生育而放弃的事业与赚钱机会成本越高，女性生育率越低。相反，男性收入越高，越容易结婚和生育，生育率越高。男女结婚越晚，生育孩子的时间越晚，女性最佳生育年龄被耽误，则生育率越低。因此，政府推动教育、就业与收入的男女平等，破坏男女分工的自然秩序，导致男女更难以结婚和生育，导致结婚和生育的年龄更晚，就是政府在女权主义要求下主动拉低生育率，就是政府帮助女权主义摧毁家庭、社会、经济、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
女性的智商越高，则女性的学历与收入越高，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越高，导致高智商女性的生育率更低。相反，女性的智商低，学历和收入低，就更早的结婚和生育，让低智商女性的生育率更高。如此，女权主义把女人当男人用，左派和女权主义追求男女平等，其结果就是在基因上淘汰高智商优秀女性。因此，女权主义和男女平等就是对女性基因上的逆向淘汰。实际上，为了学历和事业而耽误结婚生育的女性，从长期来看就是愚蠢的女人。比如，高学历高收入的大龄剩女，浪费了自己结婚生育的黄金年龄，导致难以结婚和生育，这就是重大人生失败。甚至，一些高智商女性最终是守着房子和财产孤独终老，这是多么愚蠢和失败？真正有智慧的女性，首先就应该在年轻的黄金年龄尽快结婚和生育，先结婚生子而后立业，最后才能是家庭与事业的双丰收，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成功女性。
女性上大学和就业不是与男人竞争，而是与其他女人竞争。女性上大学和就业不是与丈夫竞争，让男人上大学、就业和赚钱养家更符合女性利益。因此，法律强制保护妈妈就业，让妈妈赢过不婚不育的女人，就是最好的女性就业保护。如果不是专门保护妈妈权益，保护女人上大学、就业和收入的男女平等，其实就是鼓励女人不婚不育，把女人当作不会生孩子的男人使用，这是极其愚蠢的文明自杀。因此，大学和就业应该优先录取男性，女性就业应该优先录取妈妈，女性读研究生应该优先录取妈妈，女性读博士应该优先录取生育两个以上孩子的妈妈。
除非女性摆脱拜金主义和慕强思维，大学、就业、收入与财产分配的男女平等都会破坏婚姻家庭和生育。比如，父母有100万财产，分给儿子和女儿各50万，导致儿子难以买房结婚，导致女儿高消费和更高择偶要求，就可能导致儿子和女儿都没法结婚生育，这个家庭就绝后了。如果父母把100万财产按照社会情况采取合理的不平等分配，儿子分得80万且成为父母养老的主体，女儿以嫁妆名义得到20万且仅辅助养老。这样，儿子有钱买了房子，女儿嫁人有嫁妆保障，儿子和女儿都更加顺利结婚生育。当然，这种以儿子为主的财产分配模式是建立在儿子养老为主的基础上，是权利与责任的对等关系。不能是财产分给儿子为主，养老却依赖女儿女婿，这就明显不公平了。
因此，家庭财产分配的原则是让儿女结婚生育更顺利，兼顾财产分配与对应养老的公平，让家庭发展延续更强大，让后代更多更优秀（包括女性后代），进而让家庭、社会、民族、国家和文明都得到更好发展延续。如果家庭财产很多，足够满足儿子和女儿成家立业，女儿没有过分慕强和拜金主义，女儿很愿意生育孩子使家庭壮大，或女婿能力很强能让家族发展壮大，财产基本可以平等分配，或者以财产奖励儿女生育更多孩子。
在人类社会，除了无偿性的自然权利平等，也就是自然权利背后所包含的责任、义务、贡献等要求没有差异，才能实行权利平等，以免破坏权利秩序和社会秩序，如人格尊严平等、法律公正平等。一旦权利涉及不同的责任、义务、贡献等，就不能权利平等，也就不能男女平等。因为男性要在结婚、养家和社会方面承担更大经济责任，就不能要求大学男女平等、就业男女平等和收入男女平等。否则，权利和责任义务不匹配，权利秩序和社会秩序就会陷入混乱。
类似，纳税人养活国家，纳税就是决定国家事务的权利标准，应当按照纳税分配选票，无纳税或低社会贡献者就应该没有选举权或很低选举权。但是，平等民主摧毁了选举权对应的责任义务，让纳税很少且理性不足的人也有同样选票，让民主陷入自私无知者的多数人暴政，必然让民主陷入死局。因此，不考虑权利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权利平等，其实就是杀死人类文明。
平等主义无视权利所对应的责任义务，摧毁权利秩序和社会秩序，导致社会和文明可持续发展陷入混乱或死局。自由主义无视自由本应该有的道德自律和道德秩序，摧毁文化秩序和社会秩序，导致道德堕落和文明毁灭。博爱主义无视种族和宗教的发展差别、内外差别及文明发展要求，让落后族群和落后文化破坏优秀文明，如黑人穆斯林颠覆西欧文明。五胡乱华、安史之乱等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就是因为对外族的博爱。平等主义摧毁文明的结构秩序，自由主义摧毁文明的运行秩序，博爱主义摧毁文明的防御秩序，左派的平等主义、自由主义和博爱主义就是摧毁人类文明秩序，进而毁灭人类文明。
温家宝总理说：“我们所相信的现代西方价值观和现代西方制度，不少就可能是巨大陷阱，需要学者们去仔细研究论证，以免错误思想造成巨大危害。现行的社会化养老确实是一个危险的骗局，世界各国养老都在面临崩溃局面。让国家来养老，压力在年轻人身上，导致低生育率和严重老龄化，社会养老制度就会崩溃。我们过去的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政策，确实应该大转变了。但我们很难听到你这样的真知灼见，这是我们目前政治制度的悲哀。在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中国学者确实是非常艰难。要进行大改革，就需要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取得社会共识。没有思想言论自由，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就是空中楼阁。让拯救中华民族未来的真话表达出来，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结语：关于本文的说明
《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的作者北京爱国学者拜访温家宝总理，所谈话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次是经济与人口问题，温家宝允许发布他想要表达的相应思想观念。其他方面是学者后续集体讨论所增加内容，因为学者的书稿无法出版，思想也无法在网上发表，只好借此表达一些拯救中华民族未来的重要观念。本文等于是温家宝总理观念与学者集体思想的混合体，未经温家宝最后审阅。与温家宝观念不一致的部分，温家宝所要表达观念之外的部分，仅代表学者观念。由于本文后续加了很多学者集体讨论的观念，温家宝总理并未看到，敬请中央办公厅或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把此文《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完整的转交给温家宝总理及家人。
关于温家宝全家在3月1日起被软禁的传闻，是否因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事被报复，温家宝总理没有正面回答。在北京资深学者拜访的时候，温家宝孙辈孩子出国留学工作的事情仍然没有实现（护照被没收），早已经开学的孩子仍未能返回学校，活泼的青少年孙辈却被关在家里，温家宝家人的自由权利仍受限制。我们呼吁，党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自由权利，政治分歧不能把家人孩子当作人质。否则，这跟流氓政治没有区别了。希望全国党政军民关注温家宝总理全家的自由与安危，让心怀人民的心也得到党政军民关怀的温暖。
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命运到了大转折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和党中央也到了大抉择的关键时刻。思想决定命运，文化决定灵魂，制度决定兴衰。请中央办公厅将此文《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转交给党中央领导、党政军高层领导、各位元老及红色家族，然后商议挽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推进中国全面改革发展。同时，建议将此文转交给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回归父亲习仲勋的改革开放路线，停止毛泽东的“文革”黑暗专制路线，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希望。由于本文学者缺乏对习近平总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的直接交流，本文难免有存在误解或偏颇的地方，不足之处敬请谅解，在此表达我们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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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前一篇分拆投稿：
摘要：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滑，企业家信心下降，与党政分离原则和民主科学决策的倒退密切相关。党中央负责战略规划，国务院负责政务，各自科学决策，形成权力制衡。但近十几年来，党中央以各种小组架空国务院权力，党中央直接指挥国务院，党中央直接代替国务院，科学决策机制弱化，权力制衡机制弱化。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就要解决权力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根源，推动党政分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强化国务院自主的民主科学决策，强化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职能，推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独立司法职能，推动言论自由之下的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体等对党中央的权力制衡，避免权力失去制衡的集权专制灾难，以民主科学决策代替个人主观决策。”
温家宝：中国经济崩溃的根源是政治改革滞后，反腐败要有公正的法治规则
——摘自《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
作者：北京爱国学者
导语：近期，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的北京资深学者拜访了温家宝总理，温家宝提出了自己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并与这位资深学者深入交流。然后，这名资深学者根据温家宝总理的改革方案与双方探讨，吸收多位党政军领导意见，经数位学者集体讨论，然后共同撰写此文，代表温家宝总理、党政军领导及学者们的集体意见，可以为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军委等提供重要智慧参考。
现在，党政军领导既不想失去目前制度环境下的既得利益，又痛恨文革化的专制统治暴政，但却找不到解决方案，这让党政军领导陷入纠结和痛苦之中。温家宝总理提出的大和解改革方案，照顾党政军民的利益诉求，切中党政军领导的心愿，非常符合当下中国全面改革发展的需要。
这个访谈全文名为《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总计有7万多字。考虑到文章过长，不利于媒体发表，因而把此长文分拆为七篇文章。本文是所分拆的第三篇文章，全文详情请网络搜索原文标题《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
（1）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败机制
北京学者说：由于中国缺乏自由民主法治环境，导致腐败比较严重。反腐败是必须的，但反腐败必须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形成自由民主法治的反腐败制度机制。只反腐，不改革，不消除腐败的土壤，就是在粪坑里拍苍蝇，苍蝇永远拍不完。在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情况下，反腐败经常就是政治斗争、政治清洗、集权专制，搞的党政军领导人心惶惶。许多党政领导秉持“不干事，也不出事”的原则，选择躺平不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被耽误，这种荒唐的局面应当彻底改革了。
温家宝总理说：“制度环境决定腐败的程度。只有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民主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建立民主选举、人民监督、媒体监督、制度监管、权力向人民负责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源上预防腐败。现在的权力体系缺乏民主选举，权力自上而下，官员升迁如同买官卖官，腐败必然严重泛滥。只有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环境，从制度上保障权力来源于人民，依靠人民和制度监督官员，才能根治普遍的腐败问题。”
北京学者说：反腐败必须摆脱人治，让贪官调查贪官，反腐败就如同笑话。反腐败必须摆脱共产党专制，反腐败不能是政治斗争和集权专制的工具。因此，政府和军队反腐败由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共同领导，中共中纪委不参与政府和军队的反腐败。在政治体制改革过渡阶段，中纪委由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共同领导，仅涉及执政党领导人。建立公正的法治的制度型反腐败，结束人治型派系斗争式反腐败，尽快结束现在党政领导集体躺平的荒唐局面。
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一是靠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环境，二是反腐败要符合人性和社会现实。中国的党政领导在经济社会建设方面发挥较大作用，所涉及利益非常多，在当今物质主义时代，党政领导面对的利益诱惑与环境压迫非常大。由于中国党政领导队伍过于庞大，加上过去公务员低工资高福利的惯性，导致官员工资偏低。面对专制体制下升官买官的腐败需求，面对物质主义的生活压力，这必然导致大量腐败。逼着人像清官海瑞一样清苦，让人在买官卖官的专制体制下不腐败，这是违反人性的。可以说，党政军腐败的最大问题就出在党中央，但党中央又以反腐败的恐惧威慑党政军领导，这就等于让人踩着粪坑又不允许人身上有臭味，这是蛮不讲理的专制暴政。
解决腐败问题，我们有两条建议，一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加强民主监督和媒体监督，建立消除买官卖官和权力寻租的制度环境；二是提高官员工资收入，实行高薪养廉，同时加强制度化反腐败机制，让反腐败更符合人性和社会现实。我们建议，公务员减少一半，福利变工资，工资提高一倍或更多。官员数量减少，部分福利和公务开支变成工资，官员工资可以提升两倍或更多。比如，取消公务车和司机，直接变成领导工资。涉及重大权力与利益的领导，实行高薪养廉。比如，国家级领导年薪500万~1000万元，省部级领导年薪150万~500万元，厅局级领导年薪80万~150万元，县处级领导年薪40万~80万元。
与腐败金额及浪费金额相比，高薪养廉加制度化反腐败是社会成本最低的。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来说，激励措施良好的高薪养廉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国家投资。官员工资包括基础工资+绩效工资，绩效工资的考核包括政绩、政务、人民评价、清廉程度、重要事务处理。政绩突出、人民评价高的清廉官员，可以给予超额奖励。反之，则扣减绩效工资。比如，县长年薪40万元，基础工资是20万元，绩效工资是20万元。如果政绩较差、玩忽职守、弄虚作假、涉及腐败、重大事故涉及责任，则绩效工资可以清零。如果政绩很好、真抓实干、作风清廉、人民群众评价较高，绩效工资可以翻倍，总年薪升至60万。如果政绩在全省领先、人民群众评价很高，总年薪可以升至80万。国家设立优秀县市领导大奖，对于政绩突出且人民群众评价较高的县市领导，再给予百万奖金。
温家宝总理说：“从人性而言，高薪养廉+公开透明的监管机制，可以有效的降低腐败，减少社会的腐败损失和浪费损失，这对国家发展是非常有益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依靠腐败升官，杜绝实际隐藏的各种买官卖官行为。涉及组织选拔的官员，要进行公开公正透明的考核，加强公推公选，接受各界监督，以民主选拔机制杜绝各种途径的腐败升官。军队升迁要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考核，全体官兵参与推荐推选，接受公开监督，以民主选拔和民主监督杜绝花钱买官，将军队升迁变成按照功绩和能力升迁。通过公正透明的制度机制，才能安定官心和军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强化军队作战能力。”
（2）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北京学者说：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缺乏自由法治的环境，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制约经济发展活力，人为的给经济社会发展制造枷锁，还导致权力与金钱相结合大量掠夺财富；二是中国超低生育率导致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摧毁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能力，断送中国崛起的未来。
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低落，一是因为人口形势持续恶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人口红利已经消耗殆尽，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危机正在持续爆发；二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改革停滞与管制强化，自由与法治出现倒退，产权和企业自主经营缺乏保障，导致企业家和资本失去信心与安全感，导致外资撤资和企业家出逃，导致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下滑。
权力欺压和掠夺民营企业家的典型是河北孙大午案。孙大午在1985年创立大午农牧集团，1995年成为中国民营企业五百强之一。孙大午支持宪政民主，结识自由派知识分子，同时信仰儒家学说和共同富裕的共产主义理想。孙大午独创“私企立宪”，公司实施“私有，共治，共享”，与员工一起共治共享企业，就像私人企业的共产主义，为员工提供接近免费的医疗，为员工孩子教育提供大力支持。但孙大午不愿向权力谄媚，导致孙大午与当地政府关系十分僵化，当地官员长期给孙大午穿小鞋、使绊子。
2020年11月，孙大午家人及公司高管等28人被河北警方暴力逮捕。2021年7月，高碑店市法院以专制方式强行判决孙大午有期徒刑18年。2022年4月，高碑店市法院将估值百亿元的大午集团以6.861亿人民币强行非法贱卖给权贵企业。一个爱国爱民的理想主义的著名企业家，不仅最终被专制统治暴政剥夺的一无所有，还身陷牢狱18年。令无数中国民营企业家心寒、恐惧、愤怒、绝望，乃至逃离中国。
2020年，过度防疫导致政治对经济社会管控严重加大，加上政策强调“内循环”和“共同富裕”，让很多企业家认为是闭关锁国和掠夺私有产权，导致企业家恐慌。2021年8月，中央高调强调“共同富裕”，同时对互联网、房地产等行业集中整顿，导致民营企业家更加恐慌。2022年的上海封城和全国更加严格的疫情管控，让民众和企业家更加恐慌集权专制的加剧。于是，2021年后，逃出中国的“润学”爆红，年轻人“躺平”文化流行，大量企业家移居海外，从中美洲走线到美国的中国人数量暴增。随后外资信心也大幅下降，2023年大量外资撤离中国，很多外资讨论撤离中国。
目前，由于专制体制与人口危机的双重因素，经济发展危机最严峻的是东北。一是因为东北的自由开放法治的环境更薄弱，民营经济发展能力较弱。二是因为近三十年东北在所有省份中的生育率最低，经济发展能力低下又加剧人口流失，导致东北提前面临老龄化危机。日本从1960年代开始陷入低生育率危机，导致日本经济从1990年代开始一蹶不振。中国由于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导致中国提前面临超低生育率、超级老龄化和人口大崩溃，让中国成为第一个“未富先老”的国家。东北更是提前“未富先老”，经济发展率先出现又老又穷的悲惨命运。
温家宝总理说：“没有自由民主法治，自上而下的专制权力体系就会僵化，各种自由限制和侵犯产权就会扼杀经济活力，钱权结合就会垄断经济社会的诸多方面，共同摧毁经济社会发展的信心与生命力。东北经济发展形势低迷，除了人口形势恶化，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东南沿海经济发展，有更早改革开放所创造的自由法治的市场经济环境，比东北更加自由、开放、法治、开明、民主、透明、产权明确，进而吸引更多资本、人才、劳动力流入东南沿海。中国近十几年经济发展形势低迷，除了人口形势和发展阶段，重要原因是改革开放的停滞及自由法治的倒退，企业家、资本、人才等缺乏信心、希望与安全感，很多地方党政领导选择躺平不作为。”
北京学者说：从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有两个大循环，一是生产创造与消费需求的循环，二是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的循环。如果没有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消费就难以长期提升。如果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如高房价、国企垄断），民众收入不足、购买力不足、消费不足，生产力潜能就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甚至引发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如果人口再生产不可持续，物质再生产也终将不可持续，因为经济的本质就是人的生产创造服务于人的消费需求及其引发的一系列活动。如果权力和资本掠夺太多，经济社会与思想文化机制破坏生育（如女权主义、女性过度参与就业），就会损害人口再生产，引发长期经济发展危机。对中国来说，民众收入不足和低生育率危机，就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
《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做好守门人，建立自由公正法治的规则制度，提供好基础设施服务，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弥补市场不足的地方，然后就是权力自律、无为而治、不乱干涉。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就是专制统治之下的最高权力采用文革化的方式粗暴干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倒退让企业家失去信心与安全感，国企垄断、国进民退等挤压民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因此，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权力干涉和权力寻租，促进自由民主法治发展，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才能扭转专制权力对经济民生的损害。
温家宝总理说：“中国近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滑，企业家信心下降，与党政分离原则和民主科学决策的倒退密切相关。党中央负责战略规划，国务院负责政务，各自科学决策，形成权力制衡。但近十几年来，党中央以各种小组架空国务院权力，党中央直接指挥国务院，党中央直接代替国务院，科学决策机制弱化，权力制衡机制弱化。解决中国经济发展危机，就要解决权力缺乏制衡的政治体制根源，推动党政分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强化国务院自主的民主科学决策，强化全国人大的最高权力机关职能，推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独立司法职能，推动言论自由之下的人民监督和媒体监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体等对党中央的权力制衡，避免权力失去制衡的集权专制灾难，以民主科学决策代替个人主观决策。”
近十几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都被温家宝总理的警告所验证。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社会危机的制度根源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因此，拯救中国经济社会的未来，一是推动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全面改革发展，以自由民主法治取代集权专制，以分权制衡取代权力失去制衡的灾难，以有活力的制度机制挽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二是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改革，挽救经济民生压力，拯救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挽救超低生育率危机，拯救中华民族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危机。
（3）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
北京学者说：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来看，马列主义左派专制统治严重侵犯人的自然权利，严重压迫思想言论自由，导致人的权利与利益严重受损，导致愚蠢与谬论严重泛滥，严重破坏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西方左派自由主义不区分天使的自由和魔鬼的自由，打倒约束人性之恶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释放自私、贪婪、任性、放纵、傲慢、自负等人性之恶的魔鬼，导致道德堕落和文明秩序解体，严重破坏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必须警惕从马列主义左派的巨大陷阱走向自由主义左派的巨大陷阱。
左宗棠说，“天下之乱，先乱其是非”。思想文化价值观的认知错乱，这是国家与文明自我毁灭的开始。近代以来，思想错乱基本都起源于傲慢自负的愚蠢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政治经济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百年的政治经济造成严重误导，这是当今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民生高压力的历史根源。胡适、鲁迅、柏杨等思想文化左派知识分子，对中国近百年的思想文化造成严重误导，这是当今中国文化【小编推荐:中华文化是高级文化系统】损毁、道德堕落与超低生育率危机的历史根源。左派知识分子误导中国，其罪恶罄竹难书，其危害断送中华文明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巨大危险是，马列主义政治左派的深重危害还没有结束，自由主义文化左派的毁灭级危害已经开始。结束左派毁灭中华，就是拯救中华民族最紧迫的任务。
马列主义左派是破坏政治经济，这比较容易恢复。自由主义左派是毁灭文化，直接摧毁民族和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自由主义左派比马列主义左派的危害更大。自由是天使与魔鬼的混合体，既有天理良知的自由，也有人性之恶的自由。自由不是没有约束，而是恰当自律之下的自主，人性之恶的自由不是自由权利。符合天理良知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天理良知就是自由的最高法规。谬论的自由是虚假的自由，认识真理是自由的保障。真正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自由制度是保障天理良知的自由，遏制人性之恶的自由。
由于自私、贪婪、傲慢、自负、任性、固执、狭隘等人性之恶，绝大多数人的思维被人性之恶囚禁在井底，很多人的思维变了井底之蛙的局部思维，进而导致谬论泛滥。圣贤先知以光明良知克服人性之恶对思维的绑架，站在大历史时空思考天地万物之理而摆脱局部思维的谬论，圣贤先知以天理良知的大历史时空思维模式获得真理的智慧。因此，圣贤先知才能资格制定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维持民族与文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成为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真正的传统文化道德价值观是圣贤先知的智慧，而不是人性之恶、专制统治、强权暴力等留下的历史糟粕。在当今各种思想谬论泛滥的时代，必然让圣贤先知重新引导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才能给灵魂和文明做出最佳指引。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专制统治者，绝大多数人都不喜欢真理。首先，真理是符合逻辑的深远认识，不同于人的肤浅认知，承认真理就往往是否定自己的肤浅认知，傲慢、自负、虚荣、顽固、狭隘等人性之恶的情绪让人厌恶真理。第二，认识真理需要天理良知克服人性之恶的井底之蛙思维，人的品德不足就会导致智慧不足，也即人性之恶蒙蔽良知。第三，真理是以整体长期的视角看问题，真理往往与短视的局部利益相冲突，导致普通人和专制统治者都不喜欢真理，经常是圣贤先知在孤独的坚守真理。第四，左派打着自由、解放、平等、进步、博爱、民主、多元、包容等道德旗号，推广各种左派思想，很容易误导人心。同时，坚守圣贤先知所发现的真理，却被左派污蔑为落后的保守主义。传播谬论成为时髦，坚守真理成为保守。人心被误导，文化被破坏，道德被解体，文明被摧毁。
人不仅经常不喜欢真理，连真话都难以接受，经常是痛恨真话。所以中国古语说“真言逆耳”，人几乎天生不喜欢听真话，而是喜欢听假话。越是骗人的谎言，越是违背真理的谬论，就越能得到传播与认可。中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无论自由制度还是专制制度，真理一直失败，谬论一直横行，各种左派思想一直泛滥，导致中国近百年的诸多悲哀，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愚昧无知及人性之恶所导致的。
中国从1915年“新文化运动”，左派就开始通过言论自由祸害中华，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系列危机。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同样也是左派通过言论自由而传播谬论，导致文化解体、道德堕落、低生育率危机，再通过引进黑人穆斯林，彻底颠覆西方文明。从历史来看，言论自由如果处理不慎，就会导致民族、国家与文明的巨大灾难，甚至是毁灭性的危机。现在，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网络博主，他们都能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通过误导人心而获利，这远比贪污腐败、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这直接破坏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言论自由可以让真理获得自由，也让谬论获得自由，经常是谬论更泛滥，这是人的愚昧无知与人性之恶所决定的。专制让真理没有传播的自由，同时又传播专制的谬论，因而专制让真理更失败。无论是自由社会，还是专制社会，真理经常被逆向淘汰。解决真理与言论自由的逆向淘汰困境，必须由坚守天理良知的圣贤守卫真理，让天理良知驻守灵魂。儒家思想的标准就是“天理良知”，“阳明心学”以“天理良知”为思想言行的标准。因此，要让真理获胜，必须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的儒家思想作为思想文化教育主导，让思想言行坚守“天理良知”的“阳明心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想文化。
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放开思想言论自由，必须找到真理中道，才能避免中华民族再次在阴沟里翻船。从政治来看，儒家的“贤能民主”以制度机制和思想文化共同遏制权力的人性之恶，以共和制的贤能治国实现最大的仁政，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理中道。从经济来看，儒家的“义利合一”禁止权力和资本没有仁义的自私最大化，将利益和道义结合起来，防止权力和资本掠夺性的攫取利益，就是经济民生的真理中道。从思想文化和言论自由来看，儒家的“天理良知”将科学性与神圣性结合起来，让灵魂和文明发展实现“止于至善”，就是思想文化的标准和言论自由的真理中道。儒家切中真理中道，这是因为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为标准，研究天地人神万物万灵之理，实现科学性与神圣性的伟大统一，以达“止于至善”的最伟大目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周易》《尚书》《传习录》等儒家经典，都深刻体现了来自“天理良知”的伟大智慧。
中国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言论自由制度，既要有真理与真话的自由，又要有对谬论与谣言的限制。否则，各种思想谬论泛滥，就会摧毁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导致毁灭国家与文明的制度陷阱，就会摧毁民族、国家与文明的未来。因此，建议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改为“思想文化宣传部”（简称“文宣部”），归属“资政院”和国务院领导。互联网、媒体、出版、教育、文化等，都应归属国务院领导，都由“资政院”进行指导。“资政院”汇集德才兼备的圣贤先知级学者，领导规划民族与国家的大战略，探寻国家与文明的发展方向，奠定民族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根基，引导教育、文化与思想舆论的正确方向。
近年来，党中央以专制方式粗暴限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把讨论中央决策当作“妄议中央”，导致目前中国的言论自由限制仅次于“文革”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二最严重的专制暴政。真理是越辩越明，批评党中央就是让党中央兼听则明，而不是陷入偏听偏信和独裁专制的愚蠢。党中央企图封锁互联网，严控网络翻墙，打击说真话的人，就会让人更加联想到文革化、朝鲜化，进一步激发恐惧、绝望、躺平、出逃，反击，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将进一步恶化，继而更加危害政权安全。实际上，思想言论管的越严，人民越愤怒，政权越不稳定。让人民骂一顿，人民怒火消一些，反而有利于政权安全。打击真话，封锁真相，数据造假，妄图以宣传“中国经济光明论”欺骗民众，只能进一步加剧不信任，导致人民对政权的信任崩塌。
实际上，试图以严厉限制思想言论自由来维护中共政权，试图以专制暴政维护中共长期统治，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有害的，严重祸害中华民族，也让中共领导人罪恶深重，最终遭到历史、人民与神明的审判。建设“贤能民主”的科学制度，建立“义利合一”的民生经济，建立“天理良知”为指导的思想文化与言论自由，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才能符合历史的长期选择，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以仁政的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政权，这才是造福国家和人民的伟大选择，也是中共领导人造福自己和无愧历史的伟大选择。
温家宝总理说：“从历史来看，言论自由制度确实是关乎国家与文明的命运。如何让真理得到自由传播，如何让有害谬论被限制，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言论自由。绝对自由放任的言论自由，任由危害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谬论泛滥，这是严重不负责任。为了维护专制统治而严厉限制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这是不道德的，也是严重有害的。目前，严厉限制思想言论自由，已经严重阻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导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一系列矛盾。人民的民主权利被限制，民主决策难以推进，民主监督和媒体监督沦为空谈，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事业。尽快放开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让人民的声音发出来，让学者的智慧释放出来，才能解决当今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与危机。”
北京学者说：我有一位很有智慧潜力的学生，因为网上发表文章，被政治警察和国安警察威胁恐吓，连在国内无法出版的书稿都被警察强制删除。他非常伤心绝望，愤怒的出国了，再也不愿待在专制的电子监狱高墙之内。他宁愿在澳洲农场干体力活，也不愿在国内做体面的工作，等于是中共专制环境毁掉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思想人才。我的思想也是迟迟无法发布出来，不少学者朋友积累了多本书稿都无法出版。我为我感到可悲，我为我的学生感到可悲，我为千万学子感到可悲，希望中国尽快结束这个历史级的大悲剧。给智慧以自由，给国家以希望，为人类文明带来智慧的光芒，但愿这智慧的光芒不再被专制统治的乌云所遮蔽。
结语：关于本文的说明
《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的作者北京爱国学者拜访温家宝总理，所谈话题主要是政治体制改革，其次是经济与人口问题，温家宝允许发布他想要表达的相应思想观念。其他方面是学者后续集体讨论所增加内容，因为学者的书稿无法出版，思想也无法在网上发表，只好借此表达一些拯救中华民族未来的重要观念。本文等于是温家宝总理观念与学者集体思想的混合体，未经温家宝最后审阅。与温家宝观念不一致的部分，温家宝所要表达观念之外的部分，仅代表学者观念。由于本文后续加了很多学者集体讨论的观念，温家宝总理并未看到，敬请中央办公厅或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把此文《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完整的转交给温家宝总理及家人。
关于温家宝全家在3月1日起被软禁的传闻，是否因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的事被报复，温家宝总理没有正面回答。在北京资深学者拜访的时候，温家宝孙辈孩子出国留学工作的事情仍然没有实现（护照被没收），早已经开学的孩子仍未能返回学校，活泼的青少年孙辈却被关在家里，温家宝家人的自由权利仍受限制。我们呼吁，党内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自由权利，政治分歧不能把家人孩子当作人质。否则，这跟流氓政治没有区别了。希望全国党政军民关注温家宝总理全家的自由与安危，让心怀人民的心也得到党政军民关怀的温暖。
中华民族到了和平时期最危险的时候，中国命运到了大转折的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和党中央也到了大抉择的关键时刻。思想决定命运，文化决定灵魂，制度决定兴衰。请中央办公厅将此文《中国到了大崩溃危急时刻，温家宝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习近平面临历史大抉择》转交给党中央领导、党政军高层领导、各位元老及红色家族，然后商议挽救中华民族的未来，推进中国全面改革发展。同时，建议将此文转交给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回归父亲习仲勋的改革开放路线，停止毛泽东的“文革”黑暗专制路线，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以希望。由于本文学者缺乏对习近平总书记及其他中央领导的直接交流，本文难免有存在误解或偏颇的地方，不足之处敬请谅解，在此表达我们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