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於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由於經濟民生壓力，由於現代經濟社會對生育的逆向激勵，由於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道德價值觀遭到嚴重破壞，導致中國近三十年面臨超低生育率危機。2025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1.0，遠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國新生人口下降到792萬，僅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奈及利亞新生人口764萬，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萬，美國新生人口366萬。按照目前趨勢，中國新生人口將很快低於奈及利亞和巴基斯坦，預計在2056年低於美國，然後很快跌到世界前十名之外，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徹底崩塌！
按照1.0的總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5%，兩代減少80%，三代減少91%，四代減少96%，五代減少98%，中華民族面臨五千年來的最大危機。2025年中國新生人口僅為全球的6%，預計2100年中國新生人口將不足全球的1%，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大崩潰，將迅速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的瀕危弱小民族，中國的土地也將淪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興衰存亡危機！
溫家寶：中國崛起面臨人口大崩潰，全面改革是拯救中華民族的唯一正確選擇
作者：北京愛國學者
導語：近期，研究政治經濟文化的北京資深學者拜訪了溫家寶總理，溫家寶提出了自己深思熟慮的改革方案，並與這位資深學者深入交流。然後，這名資深學者根據溫家寶總理的改革方案與雙方探討，吸收多位黨政軍領導意見，經數位學者集體討論，然後共同撰寫此文，代表溫家寶總理、黨政軍領導及學者們的集體意見，可以為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中央軍委等提供重要智慧參考。
現在，黨政軍領導既不想失去目前制度環境下的既得利益，又痛恨文革化的專制統治暴政，但卻找不到解決方案，這讓黨政軍領導陷入糾結和痛苦之中。溫家寶總理提出的大和解改革方案，照顧黨政軍民的利益訴求，切中黨政軍領導的心愿，非常符合當下中國全面改革發展的需要。
這個訪談全文名為《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總計有7萬多字。考慮到文章過長，不利於媒體發表，因而把此長文分拆為七篇文章，本文是所分拆的第四篇文章。
正文：
1905年，針對民族危機、專制壓迫和民生艱難，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闡明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主張進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推翻清朝專制統治，建立中華民國。今天，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義問題變得更加嚴峻，超低生育率將迅速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從專制走向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體制改革面臨倒退，專制權力和資本結合共同壓迫民生。中華民族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拯救中華民族命運已經迫在眉睫。
（1）拯救超低生育率與長期經濟危機
由於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由於經濟民生壓力，由於現代經濟社會對生育的逆向激勵，由於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遭到嚴重破壞，導致中國近三十年面臨超低生育率危機。2025年，中國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1.0，遠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中國新生人口下降到792萬，僅為印度的三分之一。2025年，奈及利亞新生人口764萬，巴基斯坦新生人口691萬，美國新生人口366萬。按照目前趨勢，中國新生人口將很快低於奈及利亞和巴基斯坦，預計在2056年低於美國，然後很快跌到世界前十名之外，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將徹底崩塌！
按照1.0的總和生育率，新生人口每過一代減少55%，兩代減少80%，三代減少91%，四代減少96%，五代減少98%，中華民族面臨五千年來的最大危機。2025年中國新生人口僅為全球的6%，預計2100年中國新生人口將不足全球的1%，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大崩潰，將迅速淪落為一個又老又小的瀕危弱小民族，中國的土地也將淪為其他民族的疆土，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中華民族正在面臨史無前例的興衰存亡危機！
人是經濟科技的創造者，人是經濟科技發展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經濟科技發展的生命載體，人口就是國家實力與競爭力的生命載體。人工智慧無法解決超級老齡化之下的創新活力大幅下降，人工智慧無法解決人口大崩潰所導致的創新能力大崩潰和市場需求大崩潰，人工智慧不可能解決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大崩潰所帶來的經濟科技發展能力崩潰。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將徹底摧毀中國經濟科技發展，將中國從「世界工廠」變成「工業廢墟」，將中國從絢麗的城市變成「建築廢墟」。
拯救中華民族大衰亡的命運，必須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進行徹底的改革，使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符合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在中華民族興衰存亡的危急時刻，誰再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進步，誰再阻礙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全面改革發展，誰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敵人、最大罪人、最大叛徒！目前中華民族所面臨的興衰存亡危機，已經不亞於五胡亂華、安史之亂、蒙古滅宋、滿清滅明和日本侵華，堅持專制暴政的危害幾乎已經超過任何歷史時期，誰再堅持專制暴政，誰就是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人！
導致中國超低生育率的因素，首先是維持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遭到巨大破壞，反婚姻反生育的斷子絕孫思想病毒泛濫；其次是現代經濟社會機制嚴重打擊生育，社會化養老和社會化醫療幾乎摧毀結婚生育的必要性；再次是經濟民生的高壓力，使生育意願脆弱的年輕人更不願意生育孩子。在過去貧困的艱難時代，由於傳統文化和社會經濟機制支持生育，生育率仍然比較高。但現在，維持民族和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已經被毀，現代經濟社會機制沉重打擊生育，導致經濟民生壓力可以明顯影響生育。
近十幾年來，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對經濟發展的危害已經顯著顯現。近年來中國房地產市場危機，最大原因就是人口形勢惡化。我們在十幾年前就預測，中國29-33歲購房主力人口從2020年的1.22億下滑到2030年的0.73億，10年下滑40%，必將帶來中國房地產市場大崩潰。由於專制權力藉助疫情防控嚴重摺騰經濟民生，年輕人紛紛選擇躺平而不願負債購房，導致中國房地產市場大崩潰提前到來。2020年中國新房銷售面積是17.61億平方米，2025年下滑到8.81億平方米，5年下滑50%！很多中國年輕人在絕望中選擇躺平，而且他們知道新生人口大崩潰必將帶來房地產大崩潰，房地產刺激措施已經無法再欺騙他們去負債買房。
人是經濟科技的創造者，人是經濟科技的需求者，人口就是經濟科技發展的生命載體。超低生育率導致中國新生人口長期快速下滑，導致年輕人口持續快速萎縮，導致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必將摧毀中國經濟科技發展能力。根據人口普查資料和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發展形勢，我們在十幾年前就預測，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將在2013年之後陷入長期下滑，2035年之後中國GDP增長率將低於美國或世界平均水平。
由於中國1999年開始大學擴招、科研投入持續增加和1986-1990年最後一次嬰兒潮，讓中國有一段科技爆發潮，高峰期約是2015-2030年，這是中國最後的高光時刻。隨著最後一波嬰兒潮人口老去，中國經濟科技競爭力將像日本一樣陷入長期衰退。科研人員最有活力的年齡是26-45歲，隨著最後一批嬰兒潮科研人員老去，我們預計2035年之後中國將迎來經濟科技發展的雙重崩潰。
我們在十幾年前用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準確預測中國產能過剩危機。中國25-29歲消費最活躍年輕人口從2015年的1.27億下滑到2025年的0.75億，10年下滑41%，導致中國很多產業陷入嚴重產能過剩，被迫用出口消化產能過剩。事實證明，我們用人口預測經濟非常準確，因為經濟活動的本質就是人的生產創造服務於人的消費需求，人口的長期趨勢必然決定經濟的長期趨勢。因此，一些人口經濟學者利用新生人口數據預測婦幼產業、幼兒園和中小學倒閉潮，準確率幾乎就是100%。同樣，用各年齡段人口和預期壽命預測養老和殯葬產業，準確率也是接近100%。
經濟活動的本質就是人的生產創造服務於人的消費需求，人口就是經濟科技活動的生命載體，人口的長期變化必然決定經濟科技發展的長期趨勢。因此，我們可以100%的確定，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就是中國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最大災難，就是摧毀中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大危機。因此，通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系統性改革，扭轉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就是拯救中國經濟未來的最大任務，也是拯救中華民族的最大任務。
在中國產能過剩的今天，消費顯著不足，經濟刺激就應該以消費為主，鼓勵生育就是最好的消費刺激，也是對未來最大的投資。挽救中國經濟，除了未充分滿足的新質生產力和消費需求之外，應當全力對結婚和生孩子進行大規模經濟刺激。長期而言，對於超低生育率的中國來說，最大經濟刺激應當是鼓勵生育。除此之外，其他經濟刺激措施僅短期有效，無法挽救中國經濟科技發展危機。鼓勵生育對消費和生產力的刺激作用是最長期的，只要大幅提升生育率，就可以有效解決消費不足和長期發展前景惡化。因此，可以把產業補貼和消費補貼都取消，把幾乎所有經濟刺激資金都用來鼓勵結婚和生孩子，才能最有效的挽救中國經濟科技長期發展。這不是極端，這是拯救中國經濟科技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最根本措施。
生孩子首先就是為社會創造新的消費者，同時也創造就業、稅收和GDP。生孩子為社會創造新的勞動創造者，為社會貢獻稅收和GDP，為社會繳納養老和醫療等社保費用。生孩子是為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和文明做貢獻，鼓勵生育就是政府最應該做的長期投資。除了偉大的科學發現、思想發現和政治改革，生育孩子就是對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最大貢獻。發達國家用於鼓勵生育的財政支出約佔GDP的2%~3%，中國不足1%！養老支出是沒有未來發展效益的消費支出，但中國財政和社保的養老支出已經佔GDP的4%，遠高於鼓勵生育的支出，這是非常不合理的！政府強迫年輕人繳納社保費用去養老人，卻不願幫助年輕人養孩子，這等於是讓老年人去喝小孩的血，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愚蠢的行為之一。
年輕人沒有義務繳納社保費用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政府也沒有權利拿年輕人的納稅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但政府卻打著仁慈與福利的旗號這樣做了，這實為壓榨年輕人和摧毀未來的愚蠢行為。養孩子是對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偉大貢獻，但政府卻讓年輕人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破壞養孩子的偉大價值貢獻。政府拿年輕人本應該用於養孩子的錢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這是摧毀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政府應當停止讓年輕人繳納社保費用及納稅去養活與他無關的老人，或者，政府就應該拿出更多的錢去鼓勵年輕人生育孩子。否則，政府就是摧毀經濟、社會、民族、國家與文明未來的邪惡專制暴政。因此，政府應該拿出比養老支出更多的錢去鼓勵生育，鼓勵生育的資金應該佔GDP的5%以上。
中國可以通過壓縮財政投資基礎建設、壓縮龐大的行政開支、壓縮低效的產業補貼等籌集鼓勵生育的資金。目前，中國可以通過徹底改變貨幣發行方式來籌集鼓勵生育資金。現代貨幣發行方式有三種：1、財政式發行貨幣，直接印錢作為財政收入，可以直接降低政府、居民和企業的負債，但要警惕濫發貨幣導致通貨膨脹；2、債務式發行貨幣，央行向商業銀行放貸，央行購買債券，可以降低通貨膨脹可能性，但容易導致政府、企業和居民的負債過多；3、外匯占款發行貨幣，央行用本幣買入外匯資產，等於是外國印錢購買本國的商品和資產。外匯占款就是外國印錢買中國產品，為何中國不自己印錢讓自己的國民消費呢？因此，中國應當改變貨幣發行方式，通過擴大財政式發行貨幣，壓縮債務式發行貨幣和外匯占款發行貨幣，就可以輕易籌集鼓勵生育資金。
日本過去三十多年的經驗已經證明，多發行貨幣不一定導致通貨膨脹。這是因為日本陷入超級老齡化、年輕人口快速減少、工業產能和基礎設施飽和、經濟發展預期惡化、房價暴跌導致房地產資產泡沫破滅、企業和居民缺乏貸款需求、銀行放貸比較謹慎。通過提高銀行法定準備金率、適當提高銀行利率、嚴格限制房地產信貸、央行收回貸款回籠貨幣、央行賣出債券回籠貨幣、限制地方政府和影子銀行融資、提高資本充足率、打擊房價上漲預期或政府收割房價上漲收益、補足容易價格上漲的產業短板，就可以降低貨幣乘數與通貨膨脹，再允許5%左右的通貨膨脹率，進而讓政府更多以財政方式發行貨幣，即通過印錢獲得財政收入。如此，中國政府就可以比較容易的籌集鼓勵生育資金。
中國正在面臨日本式經濟危機，高增長和高通貨膨脹時代已經結束，超低生育率和超級老齡化持續推進，中國應當果斷改變貨幣發行方式，直接印錢籌集鼓勵生育資金，挽救經濟、社會、民族、國家和文明的未來。所籌集資金全部用於鼓勵生育，讓國家承擔年輕人養孩子的經濟成本，同時以低房價低房租來降低年輕人壓力。為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國家統一免費提供孩子的教育、醫療、幼托，以集中採購方式免費提供孩子的奶粉、食品、衣服、尿不濕、玩具、基礎嬰兒用品包等，再給予生育補貼或生育獎勵。同時，改革教育，消除學區房、消除補課需求、消除家長輔導孩子作業、消除高考惡性過度內卷（如「衡水模式」）、降低就業的學歷與名校要求，降低教育的過度競爭與父母壓力。
鼓勵生育和生育補貼應當是幫助年輕夫婦養育孩子，不是取代婚姻家庭。實際上，無論是脫離家庭的社會化養老，還是脫離家庭的公共化養孩子，都是缺乏責任心的「人民公社大鍋飯」，難以形成可持續發展。鼓勵生育和生育補貼一定不能破壞婚姻家庭，對單身媽媽的補貼與保護，就會導致更多離婚、單親媽媽和低生育率，導致單親孩子家庭成長問題。鼓勵生育必須是先鼓勵結婚，鼓勵早結婚、早生育，才能長期提高生育率。不婚、離婚、晚婚、晚育、單親家庭等，都會降低生育率。因此，中國應當立即廢除鼓勵晚婚的結婚年齡限制，把結婚率、生育率、初婚年齡、生育年齡、女性崗位媽媽比例、男性崗位爸爸比例等都納入政府考核指標。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鼓勵生育一定要克服平等思想。因為越是優秀的人，事業和時間的機會成本越高，鼓勵生育補貼作用越低。相反，越是低智商、極端信仰、收入較低、學歷較低的人，生育的機會成本最低，更容易通過生育補貼生育孩子。如此，鼓勵生育變成種族與文化的逆向淘汰。比如，在歐洲，鼓勵生育讓黑人穆斯林生育更多孩子，因為他們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最低，獲得生育補貼的激勵作用最強。
因此，中國鼓勵生育必須克服平等思想，根據智商、學歷、品德、文化信仰等差異化鼓勵生育，給予高智商大學生更高鼓勵生育補貼，低智商、低學歷、伊斯蘭教教原教旨主義等不參与或少參与鼓勵生育，並驅逐黑人穆斯林等非法移民。在中國，漢族是智商與文化進化最高的優秀族群。中國是以漢族（華夏族）為主體和儒家文化為靈魂的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中華文明的人口文化特型就是中華民族的根本。但是，漢族曾經長期被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所打壓，漢族文化遭到嚴重破壞，鼓勵生育就應該扭轉這種歷史錯誤，給予漢族更高生育補貼。
為解決大學生就業和生孩子的困境，國家應該通過提供廉價住房、生育貸款等方式支持大學生生育孩子。實際上，大學生生育孩子，就能降低女大學生的就業需求，同時提高婦幼產業等相關孩子消費，激活經濟發展前景，就能緩解大學生就業壓力。國家向大學生提供養孩子無息貸款，保障無業大學生或低收入大學生可以安心生育孩子，也臨時降低財政壓力。孩子滿6歲免50%貸款，孩子滿12歲再免30%貸款，孩子滿18歲再免20%貸款。
印刷貨幣用於鼓勵生育及為年輕人提供廉價住房，可以有效提升居民消費，降低居民負債，提高生育率，促進經濟科技長期發展。居民消費變成企業收入，增加投資和就業，降低企業負債。經濟發展，稅收增加，降低政府負債。通過印刷貨幣刺激經濟，再保持5%左右通貨膨脹率，就能全面降低居民、企業和政府的負債。假設GDP增長率5%，通貨膨脹率5%，貸款利率5%，名義GDP增長率10%，個人和企業收入名義增長率10%，財政名義增長率10%，債務負擔每年降低5%。相反，以前債務式貨幣發行方式，讓金融機構和大企業獲益更大，拉大貧富差距，抑制居民收入和消費，提高居民、企業和政府的負債率。
同樣，多印刷貨幣也可以用於人民幣國際化。通過印刷貨幣鼓勵生育及刺激消費，就能增加進口，有助於人民幣國際化。通過印刷貨幣，增加人民幣與其他國家的貨幣互換，然後把所得外幣變成中國企業對外投資，變成當地華人的貸款及鼓勵生育資金，或者直接作為鼓勵對外移民的資金，推動華人對外移民擴張和中國資產的海外擴張，也帶動中國出口增長。比如，俄烏戰爭結束以後，就可以鼓勵中國男光棍移民到俄羅斯和烏克蘭。同時，中國應該改革國籍法，承認雙重國籍，鼓勵海外華人積極獲取海外國籍，進而方便中國對外移民和海外資產的擴張。
在專制體制下，由於計劃生育部門利益、人口宣傳謬論和黨政領導對人口經濟問題的無知，導致中國人口政策一再嚴重失誤，造成對中華民族的巨大傷害。中國生育率在1970年代已經大福下滑，但中國在計劃生育部門利益誤導下，卻在1979年實施了更嚴的一胎政策。中國在1991年生育率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卻在計劃生育生育部門誤導下，在1991年實施強制計劃生育一票否決制。中國在2000年人口普查已經顯示超低生育率，卻被計生委和體制內專家千方百計阻礙人口政策調整，數據嚴重造假，結論嚴重誤導。他們把當時1.2總和生育率造假到1.8，並把1.8的生育率當作最佳生育率，堅持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不動搖。2010年人口普查，再次顯示超低生育率，仍被計劃生育既得利益和錯誤人口思想所耽誤。
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中講解人口問題的計生委人口專家、2014年擔任中國人口學會會長的翟振武，他在2014年論文《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後果分析》說：「假若 2012 年立即全面放開二胎生育政策，未來4 年內，我國年度出生人口將分別達到3540 萬、4995 萬、4025 萬、3540 萬。」 實際上，2016年全面放開二孩后，2016-2019年中國出生人口分別僅1786萬、1723萬、1523萬、1465萬，峰值1786萬也不足翟振武預測峰值4995萬的36%，計生委權威專家遠離實際的巨大誤判顯然是有意誤導國家重大決策。
2020年人口普查，再次顯示超低生育率，但由於過去計劃生育宣傳的錯誤人口思想誤導，很多人形成對中國人口規模的厭惡，主張大幅減少中國人口，對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的危險視而不見。由於新生人口在二十年後才能變成勞動人口，鼓勵生育無法直接變成顯著的經濟增長政績，導致政府對鼓勵生育缺乏積極性，導致中國未能全力扭轉超低生育率危機，這是巨大的民族危險和國家悲哀。民間人口經濟學者的警告，愛國者們千方百計的呼籲，卻被言論自由限制直接扼殺，更沒法進入中央決策，這是巨大的民族悲劇和國家不幸。
中國人口政策的悲劇，就是在專制體制之下，部門利益和黨政領導錯誤思想所導致的巨大災難。計劃生育部門全方位發動宣傳機器，對中國全國上下進行洗腦，以論證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存在的必要性，代價卻是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同時讓中國人在超低生育率之下看不到巨大危機，甚至是把中國人口大崩潰當作是好事。如此，整個中國陷入無知的危險。計劃生育部門利益所引發的災難，將至少危害中國百年，甚至是徹底摧毀中華民族的未來。
實際上，那些計劃生育洗腦宣傳是非常顯而易見的錯誤。比如，就業是人口的社會分工，人口多不會產生就業問題，因為需求產生就業。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所導致的年輕人就業問題，不是人口多造成的，而是政治運動損害經濟和就業。未來中國人口大崩潰，經濟前景嚴重惡化，個人就業和發展前景也惡化。人均GDP的本質是人均生產創造能力，人口減少不會提高人均GDP。相反，人口減少導致超級老齡化和科技創新能力下降，反而降低人均GDP發展潛力，日本就是典型的案例。中國人聰明且勤勞，人口多就會產生龐大科研隊伍、完整工業門類、龐大科研投入和龐大市場需求，這是中國經濟科技發展的最大動力。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自然資源的使用已經突破國界。科技實力決定資源的範圍，人口實力轉化為科技實力，就能發掘出更多資源。在城市化的今天，人口密度已經失去實際意義，因為城市化就必然意味著居住密度大幅提高。更多計劃生育宣傳所製造的人口經濟謬論詳見《大國空巢》《大國危途》《中國人可以多生》等書籍。
中國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人口大崩潰將損害每個中國人的利益。首先，這直接影響每個產業的招聘與市場，人口崩潰就會引發產業崩潰與公司倒閉，很多人的就業與發展前景嚴重惡化。其次，超級老齡化導致嚴重的養老與醫療負擔，這對年輕人和老年人都是巨大災難。第三，超低生育率讓很多中國人的靈魂下輩子只能投胎轉世做畜生，因為中國新生人口暴跌，可以供投胎轉世的機會嚴重不足，很多中國人只能投胎做畜生了。日本是中國的前車之鑒，更嚴重超低生育率的中國人將更悲慘。
溫家寶總理說：「超低生育率是事關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根本問題，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根本無法實現。黨政領導必須把解決低生育率當作挽救中國前途命運的根本任務，切莫因為一時GDP增長率的好看而忘了這個根本。人口現實已經反覆證明，我們確實在過去忽視了超低生育率問題的嚴重性。之所以導致我們曾經對這個最大民族危機視而不見，這與計劃生育既得利益集團的誤導密切相關。現在看來，計生委所組織的專家與報告，數據是巨大造假，結論是巨大錯誤。」
「中國錯誤人口政策之所以被長期執行，人口政策調整之所以被長期誤導，就是因為我們的制度缺乏自由民主，讓權力的惡魔可以為所欲為，讓謬論可以長期橫行，讓中央決策被嚴重蒙蔽，讓領導人的錯誤被長期執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多聽取來自民間學者的聲音，才能避免再次出現巨大錯誤。現在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團，與當年不惜毀掉中華民族未來的計劃生育部門是類似的，都是既得利益不惜摧毀民族和國家的未來。因此，我們必須堅持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以制度保障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才能從制度機制上拯救中華民族的命運。」
（2）徹底解決高房價的民生壓力
現代經濟科技發達了，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民生壓力並未降低，年輕人比以前更加焦慮了。這是因為，現代政治經濟社會在很多方面違背儒家所說的「義利合一」，即利益要與道義相結合，不能因為利益而損害道義。由於制度和文化的缺失，貪婪的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各個經濟組織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時候就變成了彼此相互傷害。比如，權力和房地產資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會提高所有人的居住成本；醫療資本和醫生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會提高所有人的醫療成本；教育資本和教師追求利益最大化，就會提高教育成本。特別是權力和資本過度貪婪的時候，居民收入和消費就會受到嚴重抑制，貧富差距過大，民生經濟低迷。解決權力與資本的過度貪婪，一方面是賢能民主遏制權力與資本的人性之惡，另一方面就是全社會推行「義利合一」的思想文化。
「義利合一」是政治經濟社會充滿仁義的道德文化，以仁義對抗自私最大化的貪婪、愚蠢、短視、互害，進而實現經濟民生的可持續發展。比如，國有企業追求壟斷高價，以高收入高福利私分國企收益，這就是自私無義。如果國有企業提供價格合適的優質產品服務，把企業收益反哺國家與社會，這就是「義利合一」。如果私營企業提供價格合適的優質產品服務，把企業收益分享給員工及反哺社會，這就是「義利合一」。如此，居民收入更高，民生壓力更小，消費更有活力，年輕人更有意願生育孩子，拯救長期經濟發展。河北大午集團、河南胖東來超市，都是「義利合一」的典型。但是，河北大午集團已經被權貴掠奪，有德者被自私貪婪的權貴拿走一切；河南胖東來超市害怕被權貴掠奪，就把企業分給了員工，這都是中國專制制度的悲劇。
只有推翻權力和資本壓榨人民的專制統治，才能解決中國民生問題的制度根源。只有儒家所推崇的賢能民主制度和「義利合一」道德價值觀，才能充分遏制人性之惡及防止自私的互害困局，才能在制度和文化上長久解決民生壓力，進而解決超低生育率危機。可以說，只有儒家思想才能解決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問題，這也是孫中山把自己當作儒家道統繼承人的根本原因。
在目前中國，權力和資本合謀創造高房價，嚴重壓迫民生，這嚴重違反「義利合一」的政治經濟道德原則。挽救中國經濟民生，挽救中國超低生育率危機，中國必須徹底摧毀高房價，按照「義利合一」的原則向年輕人提供低廉住房，讓年輕人可以安心生育孩子及消費。簡單來說，就是政府採取一系列合法合理的方式主動摧毀高房價，讓房價處於低水平，然後政府以印錢和基金的方式掌握大量房屋，向年輕人提供廉價住房。類似於新加坡的組屋制度，國家是住房市場的最大提供者，以法律和市場的方式確保絕大多數國民的廉價住房。
目前，房貸成了中國年輕人的最大負擔，很多年輕家庭的房貸還款成為家庭的最大支出，沉重房貸不僅嚴重擠壓消費，還讓大量中國年輕人不敢生二胎。以高房價獲取土地財政，就是出賣中國年輕人的未來，就是政府吃嬰兒肉以維持短暫虛假繁榮，這不僅是十分無恥，也是愚蠢至極！中國只有徹底打倒高房價，大幅下降居住成本，才能拯救超低生育率危機。因此，中國主動摧毀高房價高房租，同時印錢鼓勵生育，這才是長久拯救中國經濟的最正確選擇。
中國政府主動摧毀高房價，政府所主導基金掌握大量住房，國家成為主導廉價住房的最大市場主體，這是中國房地產與中國經濟民生的大革命、大重置、大重啟，這將使中國經濟民生走向新時代。首先，通過充分的城市土地供應，通過合理方式讓小產權房合法化，通過嚴格限制房地產收益，通過政府控制的大量新房建設，通過允許居民把高價貸款房屋拋給銀行及終止所有房貸，通過房價大崩潰的市場預期，製造迅速的房價大崩潰。然後，政府所主導的基金大量收購房屋，並以所掌握房產繼續擴大基金，或以房產為抵押獲得低息貸款，迅速成為主導廉價住房的最大市場主體。然後，隨著經濟發展，隨著人均住房面積增長，隨著印錢鼓勵生育所導致的通貨膨脹，房價合理的逐步增長，徹底擺脫房地產低谷。同時，由於住房成本大幅降低，人均住房面積就可以大幅增加，將有力的刺激建築業發展。
中國對銀行處置房貸的模式應該徹底改革，允許居民和企業直接房屋抵押貸款的房子直接拋給銀行，並終止所有房貸。而不是目前，由於房價大跌，房子給了銀行，售價不能抵消貸款，還要讓人繼續還房貸，這是壓榨人民的邪惡制度。可以規定，除了炒房客之外，居民僅購買一套住房（夫妻不超兩套），出售房屋不夠償還銀行貸款的，房子直接拋給銀行並自動結清所有貸款。允許個人破產，讓炒房客放心的低價拋售房子。政府主導的資產管理公司大量接受低價房源，專門用於鼓勵年輕人生育。政府鼓勵年輕人廉價租房結婚，並打擊以結婚強迫男人購房的行為。以結婚名義強迫男性買房的女性，特別是未出資卻要求房產加名字，一律按敲詐勒索罪。
推動房地產大重置，高房價大崩潰，大規模消滅房貸，居民大量去債務，徹底解放高房價對民生的沉重枷鎖，讓居民更有錢去消費和投資。中國政府對銀行和金融的控制力較強，足以應對房價大崩潰的金融風險。如此，經濟更有活力，就能給企業去債務，繼而給政府去債務，最終是給整個社會去債務。房價和房租大幅降低了，不僅居民的住房成本大幅低了，工商業的房租或房產成本也大幅降低了，就能降低物價、增加居民收入和企業利潤，繼而讓消費和投資更有活力，經濟、就業、財政等都得到改善。更重要的是，年輕人壓力大幅降低，再通過系統方式提高生育率，就能拯救長期經濟科技發展。
溫家寶總理說：「高房價問題，一直是我所重視的問題，這不僅是經濟風險，也切實關乎人民群眾的民生問題。你提出的人口、經濟、貨幣、房地產政策，看起來是激進，卻也比較務實。但操作的時候，一定要注意管控金融風險和通貨膨脹的安全範圍。現在，很難聽到這樣的真知灼見，這是目前政治體制和缺乏言論自由的悲哀。解決中國人口經濟危機，拯救中華民族的未來，我們確實是不能墨守成規，必須拿出科學的有效的革命性的巨大政策轉變。就像輪船即將撞向巨大冰川，全力以赴的大扭轉就是最正確的決策。面對中華民族的最大危機，墨守成規、不溫不火的政策才是最大危險。」
（3）扭轉破壞生育的經濟社會機制
現代經濟文化是短視的文化，現代經濟社會機制是短視的機制，現代政治制度是短視的制度，這導致現代文明的低生育率危機，進而導致現代經濟社會失去可持續發展的生命力。現代社會的文化、法律、教育、就業、養老與醫療社會保障等，都存在破壞文明可持續發展的短視行為，甚至是導致文明的自殺。但是，現代人很少看明白這些問題，或者少數明白者也無力改變，導致現代文明陷入集體愚蠢，或者說是自私的囚徒困境。
現代國家的養老和醫療社會保障體系，將養老和醫療都進行社會化集體保障，結果摧毀了家庭和生育的存在必要性，嚴重破壞婚姻和生育，等於是鼓勵不婚不育，導致低生育率和老齡化危機，等於是民族、國家與文明的自殺。隨著科技發展，老年人的壽命越來越長。隨著老年人年齡增長，醫療費用也越來越高。老年人的養老和醫療社會保障，本質是政府強迫年輕人為與他無關的老人承擔養老和醫療費用，強迫年輕人背負沉重養老壓力和醫療壓力，讓年輕人更不願意生育孩子，進一步加劇低生育率危機，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這是無恥的愚蠢的政府霸權主義。
目前的社會化養老和社會化醫療模式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反文明的制度，它打著福利的旗號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社會化養老的本質就是強迫別人的孩子給你養老。生孩子的人因為耽誤工作，反而可能獲得更少養老金。社會化養老和醫療，就是破除結婚和生育的存在必要性，鼓勵人不要結婚生子。因此，必須對養老和醫療制度進行徹底的改革，禁止養老和醫療制度鼓勵不婚不育，讓養老和醫療服務於鼓勵生育。
生育維持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生育維持了養老與醫療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因而養老和醫療必須鼓勵生育。不生孩子的人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缺乏貢獻，因而養老金和醫療報銷比例應該顯著降低。比如，女性25歲以上、男性28歲以上，智力與健康正常的人，生育三個孩子以上的人醫療報銷90%，生育兩個孩子的人醫療報銷80%，生育一個孩子的人醫療報銷70%，不生孩子的人醫療報銷50%或更低。
除了國家高層領導人之外，對於退休人員，不生孩子及孫輩孩子很少，養老金和醫療報銷應該大幅低於多生孩子的人及孩子價值貢獻高的人，因為生孩子保障了社保費用的長期延續。除了占人口少數的低智商群體外，生育三個孩子以上或孫輩孩子五個以上的人，養老金為100%，醫療報銷為90%；生育兩個孩子或孫輩孩子三個以上的人，養老金為90%，醫療報銷為80%；生育一個孩子或孫輩孩子兩個以下的人，養老金和醫療報銷為70%；不生孩子的人，養老金和醫療報銷為50%或更低。對於不生育孩子的富人，可以直接取消養老和醫療保障，或者大福降低福利保障，以降低社保壓力。
中國社保費用占工資比例高達35%–45%，顯著增加了企業負擔，顯著降低了勞動收入。實際上，社保繳費是對勞動人民的壓榨，社保繳費是對母親等非工作人口的嚴重歧視，社保繳費嚴重擠壓勞動者的消費。因此，中國應該停止強迫社保繳費，改為納稅和國有資產收益支付社會福利，以集約化模式提供全民基本免費醫療。同時，削減偏高的養老金，實施比較公平的低養老金制度，讓家庭參与補充養老，以此激勵結婚和生育。對於孩子和孫輩的納稅，可以部分直接獎勵給老人，將「養兒（女）防老」制度化。
民營企業是居民就業的保障，就業是收入的保障，收入是消費和生育的保障，消費和生育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保障。中國必須全面解除民營企業限制，打破國企壟斷和行政限制，讓民營企業和創業更加自由健康的發展。同時，廢除社保繳費，將社保繳費變成工資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合理提高最低工資，大力強化勞動保障，有效減少工作時間，保障更多人的就業與收入。在人工智慧時代，工作機會和工作時間進一步降低，低人權的就業模式嚴重加大就業壓力和收入壓力，形成惡性競爭和惡性循環。中國必須以法律方式打破低人權就業的惡性循環，將就業變成和諧社會分工和充分居民收入。
現代文化、法律、教育和就業，打著男女平等的旗號，打著解放女性的旗號，把女人當男人用，把男人當畜生用，滿足了資本和權力的短期利益，滿足了女性的短期虛榮與消費資本，但破壞了男女分工的家庭秩序，導致低生育率危機，摧毀經濟社會的長期發展。資本為了短期利益，歧視生育孩子的媽媽，對生育孩子的女性進行就業與職業發展的「母職懲罰」，導致女性更加不願生育孩子，最後摧毀經濟社會的未來，也摧毀了資本的未來。因此，必須採取法律強制措施，糾正經濟社會自私短視的自殺行為。
為了扭轉就業與職場的「母職懲罰」，促使社會獎勵女性生育，國家應當以法律強制保護媽媽就業與職業發展，將女性就業的「母職懲罰」變成「母職獎勵」。比如，國有企事業單位，除了科研等高度專業人士以外，25歲以上女性崗位，職位只給媽媽；30歲以上女性崗位，職位只給兩個以上孩子的媽媽；35歲以上女性崗位，職位只給三個以上孩子的媽媽。同時，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應當對照國有企事業單位，必須保障80%以上的女性職位給生育孩子的媽媽。如此，就業獎勵媽媽，就能迅速刺激女性生育孩子。
現代社會推行大學、就業和收入男女平等，但結婚和養家費用卻沒有男女平等，社會仍然要求男性承擔更多結婚和養家費用，女性仍然是慕強、拜金主義和虛榮攀比消費，導致男性結婚和養家能力降低，導致女性擇偶要求升高且盲目消費，必然導致大量年輕人難以結婚和生育，導致低生育率危機。
現代社會所謂男女平等，其實就是把女人當男人用，進而逼迫社會把男人當畜生用，破壞兩性分工和社會秩序。經濟社會把女人當男人用，大量就業崗位被女性拿走，負責賺錢養家的男人就會面臨更大就業競爭和女性對男人的更高要求，導致男性更加悲慘和高壓力。男女平等最終必然摧毀正常的男女關係，摧毀婚姻家庭和生育，讓女人在職業壓力和職業焦慮中承受像男人一樣的痛苦，男人在經濟就業壓力中承認更大痛苦。除了人格尊嚴平等，男女平等是人類史上最愚蠢的文明自殺內卷價值觀。
平均而言，同樣的考試分數、同樣的學歷，男性的社會價值貢獻顯著高於女性。女性的智力優勢是記憶、語言，依賴記憶和語言的佔據多數科目（語文、英語、歷史、政治、地理等），女生又比較聽話，女生不會被太多興趣而耽誤學習，導致女生更容易取得考試成績，導致女生很容易是高分低能。男性的智力優勢是邏輯推理、空間幾何，男生好動且興趣廣泛，這非常不利於男性考試成績，但非常有利於創新創造，這很容易導致男生是低分高能。因此，男女相同分數線就是對男性的不公平，是對教育資源和社會價值創造的巨大浪費，還會破壞兩性分工、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大學錄取的男女平等就是危害家庭、社會、經濟、民族、國家和文明。因此，大學、公務員、司法等必鬚根據男女特徵、社會分工、價值創造，實施男女不同分數線。
2024年，中國大學招生59.8%是女生，已經達到和美國相同水平。女大學生近6成，男大學生僅佔4成，女生比例幾乎比男生多一半。由於女性擇偶的慕強心理，女性選擇學歷更高和收入更高的男性，大學錄取男女平等就會導致三分之一的女性面臨擇偶困難，嚴重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結婚和養家成本主要是男性，男性得不到相應大學教育和工作機會，就無法結婚和養家，也就導致大量女生找不到對象。只有大學錄取更多男性，才能創造更大社會價值，才能滿足男女結婚的需求，才能滿足女性依賴男性供養的心理，才能讓男性撐起家庭和社會的責任。大學錄取的男女平等，就是把女人當男人用，把男人當悲慘的牛馬，嚴重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
對世界各國的統計表明，生育率與女性學歷、收入呈負相關，生育率與男性收入呈正相關，生育率與男女結婚年齡和生育年齡呈負相關。女性學歷越高、女性收入越高，則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越高，即女性為生育而放棄的事業與賺錢機會成本越高，女性生育率越低。相反，男性收入越高，越容易結婚和生育，生育率越高。男女結婚越晚，生育孩子的時間越晚，女性最佳生育年齡被耽誤，則生育率越低。因此，政府推動教育、就業與收入的男女平等，破壞男女分工的自然秩序，導致男女更難以結婚和生育，導致結婚和生育的年齡更晚，就是政府在女權主義要求下主動拉低生育率，就是政府幫助女權主義摧毀家庭、社會、經濟、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
女性的智商越高，則女性的學歷與收入越高，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越高，導致高智商女性的生育率更低。相反，女性的智商低，學歷和收入低，就更早的結婚和生育，讓低智商女性的生育率更高。如此，女權主義把女人當男人用，左派和女權主義追求男女平等，其結果就是在基因上淘汰高智商優秀女性。因此，女權主義和男女平等就是對女性基因上的逆向淘汰。實際上，為了學歷和事業而耽誤結婚生育的女性，從長期來看就是愚蠢的女人。比如，高學歷高收入的大齡剩女，浪費了自己結婚生育的黃金年齡，導致難以結婚和生育，這就是重大人生失敗。甚至，一些高智商女性最終是守著房子和財產孤獨終老，這是多麼愚蠢和失敗？真正有智慧的女性，首先就應該在年輕的黃金年齡儘快結婚和生育，先結婚生子而後立業，最後才能是家庭與事業的雙豐收，這才是真正有智慧的成功女性。
女性上大學和就業不是與男人競爭，而是與其他女人競爭。女性上大學和就業不是與丈夫競爭，讓男人上大學、就業和賺錢養家更符合女性利益。因此，法律強制保護媽媽就業，讓媽媽贏過不婚不育的女人，就是最好的女性就業保護。如果不是專門保護媽媽權益，保護女人上大學、就業和收入的男女平等，其實就是鼓勵女人不婚不育，把女人當作不會生孩子的男人使用，這是極其愚蠢的文明自殺。因此，大學和就業應該優先錄取男性，女性就業應該優先錄取媽媽，女性讀研究生應該優先錄取媽媽，女性讀博士應該優先錄取生育兩個以上孩子的媽媽。
除非女性擺脫拜金主義和慕強思維，大學、就業、收入與財產分配的男女平等都會破壞婚姻家庭和生育。比如，父母有100萬財產，分給兒子和女兒各50萬，導致兒子難以買房結婚，導致女兒高消費和更高擇偶要求，就可能導致兒子和女兒都沒法結婚生育，這個家庭就絕後了。如果父母把100萬財產按照社會情況採取合理的不平等分配，兒子分得80萬且成為父母養老的主體，女兒以嫁妝名義得到20萬且僅輔助養老。這樣，兒子有錢買了房子，女兒嫁人有嫁妝保障，兒子和女兒都更加順利結婚生育。當然，這種以兒子為主的財產分配模式是建立在兒子養老為主的基礎上，是權利與責任的對等關係。不能是財產分給兒子為主，養老卻依賴女兒女婿，這就明顯不公平了。
因此，家庭財產分配的原則是讓兒女結婚生育更順利，兼顧財產分配與對應養老的公平，讓家庭發展延續更強大，讓後代更多更優秀（包括女性後代），進而讓家庭、社會、民族、國家和文明都得到更好發展延續。如果家庭財產很多，足夠滿足兒子和女兒成家立業，女兒沒有過分慕強和拜金主義，女兒很願意生育孩子使家庭壯大，或女婿能力很強能讓家族發展壯大，財產基本可以平等分配，或者以財產獎勵兒女生育更多孩子。
在人類社會，除了無償性的自然權利平等，也就是自然權利背後所包含的責任、義務、貢獻等要求沒有差異，才能實行權利平等，以免破壞權利秩序和社會秩序，如人格尊嚴平等、法律公正平等。一旦權利涉及不同的責任、義務、貢獻等，就不能權利平等，也就不能男女平等。因為男性要在結婚、養家和社會方面承擔更大經濟責任，就不能要求大學男女平等、就業男女平等和收入男女平等。否則，權利和責任義務不匹配，權利秩序和社會秩序就會陷入混亂。
類似，納稅人養活國家，納稅就是決定國家事務的權利標準，應當按照納稅分配選票，無納稅或低社會貢獻者就應該沒有選舉權或很低選舉權。但是，平等民主摧毀了選舉權對應的責任義務，讓納稅很少且理性不足的人也有同樣選票，讓民主陷入自私無知者的多數人暴政，必然讓民主陷入死局。因此，不考慮權利秩序和社會秩序的權利平等，其實就是殺死人類文明。
平等主義無視權利所對應的責任義務，摧毀權利秩序和社會秩序，導致社會和文明可持續發展陷入混亂或死局。自由主義無視自由本應該有的道德自律和道德秩序，摧毀文化秩序和社會秩序，導致道德墮落和文明毀滅。博愛主義無視種族和宗教的發展差別、內外差別及文明發展要求，讓落後族群和落後文化破壞優秀文明，如黑人穆斯林顛覆西歐文明。五胡亂華、安史之亂等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慘痛教訓，就是因為對外族的博愛。平等主義摧毀文明的結構秩序，自由主義摧毀文明的運行秩序，博愛主義摧毀文明的防禦秩序，左派的平等主義、自由主義和博愛主義就是摧毀人類文明秩序，進而毀滅人類文明。
溫家寶總理說：「我們所相信的現代西方價值觀和現代西方制度，不少就可能是巨大陷阱，需要學者們去仔細研究論證，以免錯誤思想造成巨大危害。現行的社會化養老確實是一個危險的騙局，世界各國養老都在面臨崩潰局面。讓國家來養老，壓力在年輕人身上，導致低生育率和嚴重老齡化，社會養老制度就會崩潰。我們過去的養老、醫療、教育、就業等政策，確實應該大轉變了。但我們很難聽到你這樣的真知灼見，這是我們目前政治制度的悲哀。在缺乏言論自由的環境下，中國學者確實是非常艱難。要進行大改革，就需要在言論自由的環境下取得社會共識。沒有思想言論自由，民主決策和科學決策就是空中樓閣。讓拯救中華民族未來的真話表達出來，放開思想言論出版自由是迫在眉睫的任務。」
結語：關於本文的說明
《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的作者北京愛國學者拜訪溫家寶總理，所談話題主要是政治體制改革，其次是經濟與人口問題，溫家寶允許發布他想要表達的相應思想觀念。其他方面是學者後續集體討論所增加內容，因為學者的書稿無法出版，思想也無法在網上發表，只好藉此表達一些拯救中華民族未來的重要觀念。本文等於是溫家寶總理觀念與學者集體思想的混合體，未經溫家寶最後審閱。與溫家寶觀念不一致的部分，溫家寶所要表達觀念之外的部分，僅代表學者觀念。由於本文後續加了很多學者集體討論的觀念，溫家寶總理並未看到，敬請中央辦公廳或中央書記處的同志把此文《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完整的轉交給溫家寶總理及家人。
關於溫家寶全家在3月1日起被軟禁的傳聞，是否因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的事被報復，溫家寶總理沒有正面回答。在北京資深學者拜訪的時候，溫家寶孫輩孩子出國留學工作的事情仍然沒有實現（護照被沒收），早已經開學的孩子仍未能返回學校，活潑的青少年孫輩卻被關在家裡，溫家寶家人的自由權利仍受限制。我們呼籲，黨內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自由權利，政治分歧不能把家人孩子當作人質。否則，這跟流氓政治沒有區別了。希望全國黨政軍民關注溫家寶總理全家的自由與安危，讓心懷人民的心也得到黨政軍民關懷的溫暖。
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命運到了大轉折的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和黨中央也到了大抉擇的關鍵時刻。思想決定命運，文化決定靈魂，制度決定興衰。請中央辦公廳將此文《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轉交給黨中央領導、黨政軍高層領導、各位元老及紅色家族，然後商議挽救中華民族的未來，推進中國全面改革發展。同時，建議將此文轉交給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希望習近平總書記回歸父親習仲勛的改革開放路線，停止毛澤東的「文革」黑暗專制路線，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以希望。由於本文學者缺乏對習近平總書記及其他中央領導的直接交流，本文難免有存在誤解或偏頗的地方，不足之處敬請諒解，在此表達我們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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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前一篇分拆投稿：
摘要：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下滑，企業家信心下降，與黨政分離原則和民主科學決策的倒退密切相關。黨中央負責戰略規劃，國務院負責政務，各自科學決策，形成權力制衡。但近十幾年來，黨中央以各種小組架空國務院權力，黨中央直接指揮國務院，黨中央直接代替國務院，科學決策機制弱化，權力制衡機制弱化。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危機，就要解決權力缺乏制衡的政治體制根源，推動黨政分離、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強化國務院自主的民主科學決策，強化全國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職能，推動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獨立司法職能，推動言論自由之下的人民監督和媒體監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體等對黨中央的權力制衡，避免權力失去制衡的集權專制災難，以民主科學決策代替個人主觀決策。」
溫家寶：中國經濟崩潰的根源是政治改革滯后，反腐敗要有公正的法治規則
——摘自《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
作者：北京愛國學者
導語：近期，研究政治經濟文化的北京資深學者拜訪了溫家寶總理，溫家寶提出了自己深思熟慮的改革方案，並與這位資深學者深入交流。然後，這名資深學者根據溫家寶總理的改革方案與雙方探討，吸收多位黨政軍領導意見，經數位學者集體討論，然後共同撰寫此文，代表溫家寶總理、黨政軍領導及學者們的集體意見，可以為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中央軍委等提供重要智慧參考。
現在，黨政軍領導既不想失去目前制度環境下的既得利益，又痛恨文革化的專制統治暴政，但卻找不到解決方案，這讓黨政軍領導陷入糾結和痛苦之中。溫家寶總理提出的大和解改革方案，照顧黨政軍民的利益訴求，切中黨政軍領導的心愿，非常符合當下中國全面改革發展的需要。
這個訪談全文名為《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總計有7萬多字。考慮到文章過長，不利於媒體發表，因而把此長文分拆為七篇文章。本文是所分拆的第三篇文章，全文詳情請網路搜索原文標題《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
（1）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反腐敗機制
北京學者說：由於中國缺乏自由民主法治環境，導致腐敗比較嚴重。反腐敗是必須的，但反腐敗必須秉持客觀公正的原則，形成自由民主法治的反腐敗制度機制。只反腐，不改革，不消除腐敗的土壤，就是在糞坑裡拍蒼蠅，蒼蠅永遠拍不完。在共產黨專制統治的情況下，反腐敗經常就是政治鬥爭、政治清洗、集權專制，搞的黨政軍領導人心惶惶。許多黨政領導秉持「不干事，也不出事」的原則，選擇躺平不作為，經濟社會發展被耽誤，這種荒唐的局面應當徹底改革了。
溫家寶總理說：「制度環境決定腐敗的程度。只有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民主改革，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建立民主選舉、人民監督、媒體監督、制度監管、權力向人民負責的制度機制，才能從根源上預防腐敗。現在的權力體系缺乏民主選舉，權力自上而下，官員升遷如同買官賣官，腐敗必然嚴重泛濫。只有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環境，從制度上保障權力來源於人民，依靠人民和制度監督官員，才能根治普遍的腐敗問題。」
北京學者說：反腐敗必須擺脫人治，讓貪官調查貪官，反腐敗就如同笑話。反腐敗必須擺脫共產黨專制，反腐敗不能是政治鬥爭和集權專制的工具。因此，政府和軍隊反腐敗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共同領導，中共中紀委不參与政府和軍隊的反腐敗。在政治體制改革過渡階段，中紀委由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共同領導，僅涉及執政黨領導人。建立公正的法治的制度型反腐敗，結束人治型派系鬥爭式反腐敗，儘快結束現在黨政領導集體躺平的荒唐局面。
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一是靠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環境，二是反腐敗要符合人性和社會現實。中國的黨政領導在經濟社會建設方面發揮較大作用，所涉及利益非常多，在當今物質主義時代，黨政領導面對的利益誘惑與環境壓迫非常大。由於中國黨政領導隊伍過於龐大，加上過去公務員低工資高福利的慣性，導致官員工資偏低。面對專制體制下陞官買官的腐敗需求，面對物質主義的生活壓力，這必然導致大量腐敗。逼著人像清官海瑞一樣清苦，讓人在買官賣官的專制體制下不腐敗，這是違反人性的。可以說，黨政軍腐敗的最大問題就出在黨中央，但黨中央又以反腐敗的恐懼威懾黨政軍領導，這就等於讓人踩著糞坑又不允許人身上有臭味，這是蠻不講理的專制暴政。
解決腐敗問題，我們有兩條建議，一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加強民主監督和媒體監督，建立消除買官賣官和權力尋租的制度環境；二是提高官員工資收入，實行高薪養廉，同時加強制度化反腐敗機制，讓反腐敗更符合人性和社會現實。我們建議，公務員減少一半，福利變工資，工資提高一倍或更多。官員數量減少，部分福利和公務開支變成工資，官員工資可以提升兩倍或更多。比如，取消公務車和司機，直接變成領導工資。涉及重大權力與利益的領導，實行高薪養廉。比如，國家級領導年薪500萬~1000萬元，省部級領導年薪150萬~500萬元，廳局級領導年薪80萬~150萬元，縣處級領導年薪40萬~80萬元。
與腐敗金額及浪費金額相比，高薪養廉加制度化反腐敗是社會成本最低的。對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來說，激勵措施良好的高薪養廉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國家投資。官員工資包括基礎工資+績效工資，績效工資的考核包括政績、政務、人民評價、清廉程度、重要事務處理。政績突出、人民評價高的清廉官員，可以給予超額獎勵。反之，則扣減績效工資。比如，縣長年薪40萬元，基礎工資是20萬元，績效工資是20萬元。如果政績較差、玩忽職守、弄虛作假、涉及腐敗、重大事故涉及責任，則績效工資可以清零。如果政績很好、真抓實幹、作風清廉、人民群眾評價較高，績效工資可以翻倍，總年薪升至60萬。如果政績在全省領先、人民群眾評價很高，總年薪可以升至80萬。國家設立優秀縣市領導大獎，對於政績突出且人民群眾評價較高的縣市領導，再給予百萬獎金。
溫家寶總理說：「從人性而言，高薪養廉+公開透明的監管機制，可以有效的降低腐敗，減少社會的腐敗損失和浪費損失，這對國家發展是非常有益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官員依靠腐敗陞官，杜絕實際隱藏的各種買官賣官行為。涉及組織選拔的官員，要進行公開公正透明的考核，加強公推公選，接受各界監督，以民主選拔機制杜絕各種途徑的腐敗陞官。軍隊升遷要建立公開公正透明的考核，全體官兵參与推薦推選，接受公開監督，以民主選拔和民主監督杜絕花錢買官，將軍隊升遷變成按照功績和能力升遷。通過公正透明的制度機制，才能安定官心和軍心，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強化軍隊作戰能力。」
（2）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
北京學者說：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缺乏自由法治的環境，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制約經濟發展活力，人為的給經濟社會發展製造枷鎖，還導致權力與金錢相結合大量掠奪財富；二是中國超低生育率導致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摧毀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能力，斷送中國崛起的未來。
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低落，一是因為人口形勢持續惡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人口紅利已經消耗殆盡，低生育率與老齡化的經濟社會危機正在持續爆發；二是政治經濟社會的改革停滯與管制強化，自由與法治出現倒退，產權和企業自主經營缺乏保障，導致企業家和資本失去信心與安全感，導致外資撤資和企業家出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下滑。
權力欺壓和掠奪民營企業家的典型是河北孫大午案。孫大午在1985年創立大午農牧集團，1995年成為中國民營企業五百強之一。孫大午支持憲政民主，結識自由派知識分子，同時信仰儒家學說和共同富裕的共產主義理想。孫大午獨創「私企立憲」，公司實施「私有，共治，共享」，與員工一起共治共享企業，就像私人企業的共產主義，為員工提供接近免費的醫療，為員工孩子教育提供大力支持。但孫大午不願向權力諂媚，導致孫大午與當地政府關係十分僵化，當地官員長期給孫大午穿小鞋、使絆子。
2020年11月，孫大午家人及公司高管等28人被河北警方暴力逮捕。2021年7月，高碑店市法院以專制方式強行判決孫大午有期徒刑18年。2022年4月，高碑店市法院將估值百億元的大午集團以6.861億人民幣強行非法賤賣給權貴企業。一個愛國愛民的理想主義的著名企業家，不僅最終被專制統治暴政剝奪的一無所有，還身陷牢獄18年。令無數中國民營企業家心寒、恐懼、憤怒、絕望，乃至逃離中國。
2020年，過度防疫導致政治對經濟社會管控嚴重加大，加上政策強調「內循環」和「共同富裕」，讓很多企業家認為是閉關鎖國和掠奪私有產權，導致企業家恐慌。2021年8月，中央高調強調「共同富裕」，同時對互聯網、房地產等行業集中整頓，導致民營企業家更加恐慌。2022年的上海封城和全國更加嚴格的疫情管控，讓民眾和企業家更加恐慌集權專制的加劇。於是，2021年後，逃出中國的「潤學」爆紅，年輕人「躺平」文化流行，大量企業家移居海外，從中美洲走線到美國的中國人數量暴增。隨後外資信心也大幅下降，2023年大量外資撤離中國，很多外資討論撤離中國。
目前，由於專制體制與人口危機的雙重因素，經濟發展危機最嚴峻的是東北。一是因為東北的自由開放法治的環境更薄弱，民營經濟發展能力較弱。二是因為近三十年東北在所有省份中的生育率最低，經濟發展能力低下又加劇人口流失，導致東北提前面臨老齡化危機。日本從1960年代開始陷入低生育率危機，導致日本經濟從1990年代開始一蹶不振。中國由於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導致中國提前面臨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讓中國成為第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東北更是提前「未富先老」，經濟發展率先出現又老又窮的悲慘命運。
溫家寶總理說：「沒有自由民主法治，自上而下的專制權力體系就會僵化，各種自由限制和侵犯產權就會扼殺經濟活力，錢權結合就會壟斷經濟社會的諸多方面，共同摧毀經濟社會發展的信心與生命力。東北經濟發展形勢低迷，除了人口形勢惡化，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東南沿海經濟發展，有更早改革開放所創造的自由法治的市場經濟環境，比東北更加自由、開放、法治、開明、民主、透明、產權明確，進而吸引更多資本、人才、勞動力流入東南沿海。中國近十幾年經濟發展形勢低迷，除了人口形勢和發展階段，重要原因是改革開放的停滯及自由法治的倒退，企業家、資本、人才等缺乏信心、希望與安全感，很多地方黨政領導選擇躺平不作為。」
北京學者說：從哲學的高度來看，經濟有兩個大循環，一是生產創造與消費需求的循環，二是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的循環。如果沒有生產力的持續發展，消費就難以長期提升。如果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如高房價、國企壟斷），民眾收入不足、購買力不足、消費不足，生產力潛能就無法得到有效發揮，甚至引發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如果人口再生產不可持續，物質再生產也終將不可持續，因為經濟的本質就是人的生產創造服務於人的消費需求及其引發的一系列活動。如果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經濟社會與思想文化機制破壞生育（如女權主義、女性過度參与就業），就會損害人口再生產，引髮長期經濟發展危機。對中國來說，民眾收入不足和低生育率危機，就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
《道德經》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權力對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就是做好守門人，建立自由公正法治的規則制度，提供好基礎設施服務，做好社會保障工作，彌補市場不足的地方，然後就是權力自律、無為而治、不亂干涉。近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就是專制統治之下的最高權力採用文革化的方式粗暴干涉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滯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倒退讓企業家失去信心與安全感，國企壟斷、國進民退等擠壓民營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增長。因此，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減少權力干涉和權力尋租，促進自由民主法治發展，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增長，才能扭轉專制權力對經濟民生的損害。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下滑，企業家信心下降，與黨政分離原則和民主科學決策的倒退密切相關。黨中央負責戰略規劃，國務院負責政務，各自科學決策，形成權力制衡。但近十幾年來，黨中央以各種小組架空國務院權力，黨中央直接指揮國務院，黨中央直接代替國務院，科學決策機制弱化，權力制衡機制弱化。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危機，就要解決權力缺乏制衡的政治體制根源，推動黨政分離、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強化國務院自主的民主科學決策，強化全國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職能，推動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獨立司法職能，推動言論自由之下的人民監督和媒體監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體等對黨中央的權力制衡，避免權力失去制衡的集權專制災難，以民主科學決策代替個人主觀決策。」
近十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都被溫家寶總理的警告所驗證。事實證明，中國經濟社會危機的制度根源就是政治體制問題。因此，拯救中國經濟社會的未來，一是推動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改革發展，以自由民主法治取代集權專制，以分權制衡取代權力失去制衡的災難，以有活力的制度機制挽救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二是通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革，挽救經濟民生壓力，拯救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挽救超低生育率危機，拯救中華民族嚴峻的可持續發展危機。
（3）適應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言論自由制度
北京學者說：從全球共產主義運動來看，馬列主義左派專制統治嚴重侵犯人的自然權利，嚴重壓迫思想言論自由，導致人的權利與利益嚴重受損，導致愚蠢與謬論嚴重泛濫，嚴重破壞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西方左派自由主義不區分天使的自由和魔鬼的自由，打倒約束人性之惡的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釋放自私、貪婪、任性、放縱、傲慢、自負等人性之惡的魔鬼，導致道德墮落和文明秩序解體，嚴重破壞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必須警惕從馬列主義左派的巨大陷阱走向自由主義左派的巨大陷阱。
左宗棠說，「天下之亂，先亂其是非」。思想文化價值觀的認知錯亂，這是國家與文明自我毀滅的開始。近代以來，思想錯亂基本都起源於傲慢自負的愚蠢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政治經濟左派知識分子，對中國近百年的政治經濟造成嚴重誤導，這是當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民生高壓力的歷史根源。胡適、魯迅、柏楊等思想文化左派知識分子，對中國近百年的思想文化造成嚴重誤導，這是當今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損毀、道德墮落與超低生育率危機的歷史根源。左派知識分子誤導中國，其罪惡罄竹難書，其危害斷送中華文明的未來。中華民族的巨大危險是，馬列主義政治左派的深重危害還沒有結束，自由主義文化左派的毀滅級危害已經開始。結束左派毀滅中華，就是拯救中華民族最緊迫的任務。
馬列主義左派是破壞政治經濟，這比較容易恢復。自由主義左派是毀滅文化，直接摧毀民族和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自由主義左派比馬列主義左派的危害更大。自由是天使與魔鬼的混合體，既有天理良知的自由，也有人性之惡的自由。自由不是沒有約束，而是恰當自律之下的自主，人性之惡的自由不是自由權利。符合天理良知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天理良知就是自由的最高法規。謬論的自由是虛假的自由，認識真理是自由的保障。真正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自由制度是保障天理良知的自由，遏制人性之惡的自由。
由於自私、貪婪、傲慢、自負、任性、固執、狹隘等人性之惡，絕大多數人的思維被人性之惡囚禁在井底，很多人的思維變了井底之蛙的局部思維，進而導致謬論泛濫。聖賢先知以光明良知克服人性之惡對思維的綁架，站在大歷史時空思考天地萬物之理而擺脫局部思維的謬論，聖賢先知以天理良知的大歷史時空思維模式獲得真理的智慧。因此，聖賢先知才能資格制定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維持民族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進而成為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真正的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是聖賢先知的智慧，而不是人性之惡、專制統治、強權暴力等留下的歷史糟粕。在當今各種思想謬論泛濫的時代，必然讓聖賢先知重新引導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才能給靈魂和文明做出最佳指引。
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專制統治者，絕大多數人都不喜歡真理。首先，真理是符合邏輯的深遠認識，不同於人的膚淺認知，承認真理就往往是否定自己的膚淺認知，傲慢、自負、虛榮、頑固、狹隘等人性之惡的情緒讓人厭惡真理。第二，認識真理需要天理良知克服人性之惡的井底之蛙思維，人的品德不足就會導致智慧不足，也即人性之惡蒙蔽良知。第三，真理是以整體長期的視角看問題，真理往往與短視的局部利益相衝突，導致普通人和專制統治者都不喜歡真理，經常是聖賢先知在孤獨的堅守真理。第四，左派打著自由、解放、平等、進步、博愛、民主、多元、包容等道德旗號，推廣各種左派思想，很容易誤導人心。同時，堅守聖賢先知所發現的真理，卻被左派污衊為落後的保守主義。傳播謬論成為時髦，堅守真理成為保守。人心被誤導，文化被破壞，道德被解體，文明被摧毀。
人不僅經常不喜歡真理，連真話都難以接受，經常是痛恨真話。所以中國古語說「真言逆耳」，人幾乎天生不喜歡聽真話，而是喜歡聽假話。越是騙人的謊言，越是違背真理的謬論，就越能得到傳播與認可。中國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到現在的互聯網時代，無論自由制度還是專制制度，真理一直失敗，謬論一直橫行，各種左派思想一直泛濫，導致中國近百年的諸多悲哀，這是絕大多數人的愚昧無知及人性之惡所導致的。
中國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左派就開始通過言論自由禍害中華，導致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系列危機。現代西方文明的危機，同樣也是左派通過言論自由而傳播謬論，導致文化解體、道德墮落、低生育率危機，再通過引進黑人穆斯林，徹底顛覆西方文明。從歷史來看，言論自由如果處理不慎，就會導致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巨大災難，甚至是毀滅性的危機。現在，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網路博主，他們都能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通過誤導人心而獲利，這遠比貪污腐敗、殺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對社會的危害更大，因為這直接破壞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言論自由可以讓真理獲得自由，也讓謬論獲得自由，經常是謬論更泛濫，這是人的愚昧無知與人性之惡所決定的。專制讓真理沒有傳播的自由，同時又傳播專制的謬論，因而專制讓真理更失敗。無論是自由社會，還是專制社會，真理經常被逆向淘汰。解決真理與言論自由的逆向淘汰困境，必須由堅守天理良知的聖賢守衛真理，讓天理良知駐守靈魂。儒家思想的標準就是「天理良知」，「陽明心學」以「天理良知」為思想言行的標準。因此，要讓真理獲勝，必須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儒家思想作為思想文化教育主導，讓思想言行堅守「天理良知」的「陽明心學」成為社會主流思想文化。
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必須找到真理中道，才能避免中華民族再次在陰溝裡翻船。從政治來看，儒家的「賢能民主」以制度機制和思想文化共同遏制權力的人性之惡，以共和制的賢能治國實現最大的仁政，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理中道。從經濟來看，儒家的「義利合一」禁止權力和資本沒有仁義的自私最大化，將利益和道義結合起來，防止權力和資本掠奪性的攫取利益，就是經濟民生的真理中道。從思想文化和言論自由來看，儒家的「天理良知」將科學性與神聖性結合起來，讓靈魂和文明發展實現「止於至善」，就是思想文化的標準和言論自由的真理中道。儒家切中真理中道，這是因為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研究天地人神萬物萬靈之理，實現科學性與神聖性的偉大統一，以達「止於至善」的最偉大目標。《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尚書》《傳習錄》等儒家經典，都深刻體現了來自「天理良知」的偉大智慧。
中國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言論自由制度，既要有真理與真話的自由，又要有對謬論與謠言的限制。否則，各種思想謬論泛濫，就會摧毀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導致毀滅國家與文明的制度陷阱，就會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因此，建議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宣部）改為「思想文化宣傳部」（簡稱「文宣部」），歸屬「資政院」和國務院領導。互聯網、媒體、出版、教育、文化等，都應歸屬國務院領導，都由「資政院」進行指導。「資政院」彙集德才兼備的聖賢先知級學者，領導規劃民族與國家的大戰略，探尋國家與文明的發展方向，奠定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引導教育、文化與思想輿論的正確方向。
近年來，黨中央以專制方式粗暴限制思想言論出版自由，把討論中央決策當作「妄議中央」，導致目前中國的言論自由限制僅次於「文革」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二最嚴重的專制暴政。真理是越辯越明，批評黨中央就是讓黨中央兼聽則明，而不是陷入偏聽偏信和獨裁專制的愚蠢。黨中央企圖封鎖互聯網，嚴控網路翻牆，打擊說真話的人，就會讓人更加聯想到文革化、朝鮮化，進一步激發恐懼、絕望、躺平、出逃，反擊，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將進一步惡化，繼而更加危害政權安全。實際上，思想言論管的越嚴，人民越憤怒，政權越不穩定。讓人民罵一頓，人民怒火消一些，反而有利於政權安全。打擊真話，封鎖真相，數據造假，妄圖以宣傳「中國經濟光明論」欺騙民眾，只能進一步加劇不信任，導致人民對政權的信任崩塌。
實際上，試圖以嚴厲限制思想言論自由來維護中共政權，試圖以專制暴政維護中共長期統治，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嚴重禍害中華民族，也讓中共領導人罪惡深重，最終遭到歷史、人民與神明的審判。建設「賢能民主」的科學制度，建立「義利合一」的民生經濟，建立「天理良知」為指導的思想文化與言論自由，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擁護，才能符合歷史的長期選擇，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以仁政的方式建立長期穩定的政權，這才是造福國家和人民的偉大選擇，也是中共領導人造福自己和無愧歷史的偉大選擇。
溫家寶總理說：「從歷史來看，言論自由制度確實是關乎國家與文明的命運。如何讓真理得到自由傳播，如何讓有害謬論被限制，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言論自由。絕對自由放任的言論自由，任由危害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謬論泛濫，這是嚴重不負責任。為了維護專制統治而嚴厲限制思想言論出版自由，這是不道德的，也是嚴重有害的。目前，嚴厲限制思想言論自由，已經嚴重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導致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一系列矛盾。人民的民主權利被限制，民主決策難以推進，民主監督和媒體監督淪為空談，錯誤政策得不到糾正，嚴重損害黨和國家的事業。儘快放開思想言論出版自由，讓人民的聲音發出來，讓學者的智慧釋放出來，才能解決當今中國的一系列問題與危機。」
北京學者說：我有一位很有智慧潛力的學生，因為網上發表文章，被政治警察和國安警察威脅恐嚇，連在國內無法出版的書稿都被警察強制刪除。他非常傷心絕望，憤怒的出國了，再也不願待在專制的電子監獄高牆之內。他寧願在澳洲農場干體力活，也不願在國內做體面的工作，等於是中共專制環境毀掉了一個很有潛力的思想人才。我的思想也是遲遲無法發布出來，不少學者朋友積累了多本書稿都無法出版。我為我感到可悲，我為我的學生感到可悲，我為千萬學子感到可悲，希望中國儘快結束這個歷史級的大悲劇。給智慧以自由，給國家以希望，為人類文明帶來智慧的光芒，但願這智慧的光芒不再被專制統治的烏雲所遮蔽。
結語：關於本文的說明
《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的作者北京愛國學者拜訪溫家寶總理，所談話題主要是政治體制改革，其次是經濟與人口問題，溫家寶允許發布他想要表達的相應思想觀念。其他方面是學者後續集體討論所增加內容，因為學者的書稿無法出版，思想也無法在網上發表，只好藉此表達一些拯救中華民族未來的重要觀念。本文等於是溫家寶總理觀念與學者集體思想的混合體，未經溫家寶最後審閱。與溫家寶觀念不一致的部分，溫家寶所要表達觀念之外的部分，僅代表學者觀念。由於本文後續加了很多學者集體討論的觀念，溫家寶總理並未看到，敬請中央辦公廳或中央書記處的同志把此文《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完整的轉交給溫家寶總理及家人。
關於溫家寶全家在3月1日起被軟禁的傳聞，是否因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的事被報復，溫家寶總理沒有正面回答。在北京資深學者拜訪的時候，溫家寶孫輩孩子出國留學工作的事情仍然沒有實現（護照被沒收），早已經開學的孩子仍未能返回學校，活潑的青少年孫輩卻被關在家裡，溫家寶家人的自由權利仍受限制。我們呼籲，黨內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自由權利，政治分歧不能把家人孩子當作人質。否則，這跟流氓政治沒有區別了。希望全國黨政軍民關注溫家寶總理全家的自由與安危，讓心懷人民的心也得到黨政軍民關懷的溫暖。
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命運到了大轉折的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和黨中央也到了大抉擇的關鍵時刻。思想決定命運，文化決定靈魂，制度決定興衰。請中央辦公廳將此文《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轉交給黨中央領導、黨政軍高層領導、各位元老及紅色家族，然後商議挽救中華民族的未來，推進中國全面改革發展。同時，建議將此文轉交給習近平的母親齊心，希望習近平總書記回歸父親習仲勛的改革開放路線，停止毛澤東的「文革」黑暗專制路線，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以希望。由於本文學者缺乏對習近平總書記及其他中央領導的直接交流，本文難免有存在誤解或偏頗的地方，不足之處敬請諒解，在此表達我們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