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逝世。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钦指出，外界常把朱镕基视为中共国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推手，但这并不准确。朱镕基虽然推动了部分市场改革，本质上却是在执行邓小平路线，建立由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
沈荣钦在脸书发文表示，媒体多聚焦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的政策，但他在副总理任内推行的分税制，才是影响中共国最深远的政策之一，并为日后的土地财政、房地产泡沫及地方债务危机埋下伏笔。
1991年，朱镕基从上海进入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表面上由总理李鹏提名，实际上是邓小平提拔。当时，身兼政治局常委的常务副总理姚依林才是真正掌管经济、财政与金融的官员，但他与李鹏都属于传统官僚，路线与邓小平存在差异。姚依林年事已高，后来以身体原因为由，将经济管理权逐渐交给朱镕基。
1992年中共十四大，朱镕基罕见“三级跳”，由中央候补委员跳过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直接进入政治局常委会，成为邓小平推动改革路线的主要执行者之一。
朱镕基任内反贪，但其子朱云来后来出任中金公司总裁兼执行长，主导大型国企上市与重组，并从中获得巨大财富。朱镕基的国企改革虽然提升了部分国企效率，却也砸碎大批工人的“铁饭碗”，尤其在他早年工作过的东北地区，引发长期不满。
他主导中共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使中共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中共不遵守规则也给世界带来严重后果。除此之外，朱镕基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更深刻改变了中南海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
1980年代，中共开始实行“财政大包干”，先在广东、福建试行，1985年推广至全国。地方政府只需向中央上缴事先约定的收入，剩余部分可以自行支配，由此形成“强地方、弱中央”的格局。
为避免中央提高上缴额度，地方政府开始减免本地企业税收，并通过“企业赞助”“集资维修”等名目，把资金直接用于城市建设和员工福利。地方还大量发展“预算外收入”，巧立行政规费、集资款和摊派费，甚至一度出现中央向地方借钱发工资的情况。
1994年，朱镕基推动分税制，目的就是重新强化中央财权。改革后，关税、消费税等归中央；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归地方；增值税则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最初中央分得75%，地方仅得25%。
实行“财政大包干”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最低只有22%；分税制实施后迅速升至56%。全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也从1993年的12.3%上升至2012年的22.6%。沈荣钦认为，这为习近平日后对外扩张提供了财政资本。
然而，朱镕基在收走地方财权的同时，却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大量支出责任留给地方，导致基层政府长期承受巨大财政压力。贫困地区只能依赖中央转移支付，进一步听命于中南海，也加剧了区域发展不均。
由于中央当年同意把土地出让收入留给地方，缺钱的地方政府开始疯狂卖地，推动地价、房价持续上涨，形成延续二十多年的“土地财政”。
与此同时，《预算法》最初禁止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地方政府于是成立地方融资平台，也就是城投公司，将土地等资产注入城投公司，再由其向银行借款或发行城投债，用于修路和建设新区。
这些债务表面上属于企业，实质上却由地方政府承担，由此累积出规模庞大的隐性债务。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卖地收入锐减后，这套依赖土地和举债运转的财政模式，便成为中共地方财政延烧至今的“未爆弹”。
沈荣钦直言，朱镕基确实推动了部分市场经济，但他的核心目标并不是建立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强化中央财权，推动国家主义及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分税制让中南海迅速强大，却也让地方政府走上卖地、举债和依赖房地产的不归路。
原文链接：朱镕基亲手埋下一颗“未爆弹”！如今终于要炸了？，来源：阿波罗网王笃若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