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國務院前總理朱鎔基逝世。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欽指出，外界常把朱鎔基視為中共國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推手，但這並不准確。朱鎔基雖然推動了部分市場改革，本質上卻是在執行鄧小平路線，建立由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
沈榮欽在臉書發文表示，媒體多聚焦朱鎔基擔任國務院總理期間的政策，但他在副總理任內推行的分稅制，才是影響中共國最深遠的政策之一，併為日後的土地財政、房地產泡沫及地方債務危機埋下伏筆。
1991年，朱鎔基從上海進入北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表面上由總理李鵬提名，實際上是鄧小平提拔。當時，身兼政治局常委的常務副總理姚依林才是真正掌管經濟、財政與金融的官員，但他與李鵬都屬於傳統官僚，路線與鄧小平存在差異。姚依林年事已高，後來以身體原因為由，將經濟管理權逐漸交給朱鎔基。
1992年中共十四大，朱鎔基罕見「三級跳」，由中央候補委員跳過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直接進入政治局常委會，成為鄧小平推動改革路線的主要執行者之一。
朱鎔基任內反貪，但其子朱雲來後來出任中金公司總裁兼執行長，主導大型國企上市與重組，並從中獲得巨大財富。朱鎔基的國企改革雖然提升了部分國企效率，卻也砸碎大批工人的「鐵飯碗」，尤其在他早年工作過的東北地區，引髮長期不滿。
他主導中共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使中共國成為「世界工廠」，但中共不遵守規則也給世界帶來嚴重後果。除此之外，朱鎔基1994年推行的分稅制，更深刻改變了中南海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
1980年代，中共開始實行「財政大包干」，先在廣東、福建試行，1985年推廣至全國。地方政府只需向中央上繳事先約定的收入，剩餘部分可以自行支配，由此形成「強地方、弱中央」的格局。
為避免中央提高上繳額度，地方政府開始減免本地企業稅收，並通過「企業贊助」「集資維修」等名目，把資金直接用於城市建設和員工福利。地方還大量發展「預算外收入」，巧立行政規費、集資款和攤派費，甚至一度出現中央向地方借錢發工資的情況。
1994年，朱鎔基推動分稅制，目的就是重新強化中央財權。改革后，關稅、消費稅等歸中央；土地使用稅、房產稅等歸地方；增值稅則由中央和地方共享，最初中央分得75%，地方僅得25%。
實行「財政大包干」時，中央財政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最低只有22%；分稅制實施后迅速升至56%。全國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也從1993年的12.3%上升至2012年的22.6%。沈榮欽認為，這為習近平日後對外擴張提供了財政資本。
然而，朱鎔基在收走地方財權的同時，卻把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大量支出責任留給地方，導致基層政府長期承受巨大財政壓力。貧困地區只能依賴中央轉移支付，進一步聽命于中南海，也加劇了區域發展不均。
由於中央當年同意把土地出讓收入留給地方，缺錢的地方政府開始瘋狂賣地，推動地價、房價持續上漲，形成延續二十多年的「土地財政」。
與此同時，《預演算法》最初禁止地方政府直接發債。地方政府於是成立地方融資平台，也就是城投公司，將土地等資產注入城投公司，再由其向銀行借款或發行城投債，用於修路和建設新區。
這些債務表面上屬於企業，實質上卻由地方政府承擔，由此累積出規模龐大的隱性債務。當房地產泡沫破裂、賣地收入銳減后，這套依賴土地和舉債運轉的財政模式，便成為中共地方財政延燒至今的「未爆彈」。
沈榮欽直言，朱鎔基確實推動了部分市場經濟，但他的核心目標並不是建立西方意義上的資本主義，而是強化中央財權，推動國家主義及國家主導的市場經濟。分稅制讓中南海迅速強大，卻也讓地方政府走上賣地、舉債和依賴房地產的不歸路。
原文鏈接：朱鎔基親手埋下一顆「未爆彈」！如今終於要炸了？，來源：阿波羅網王篤若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