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共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据相关消息，北京计划于10月22日举行纪念大会，习近平将发表讲话。
纪念长征本身并不奇怪。中共过去在长征70周年、80周年都举行过重要活动。
但在中共军方持续出现人事震荡的背景下，今年的纪念活动，可能还有另一层政治意义：习近平是否准备透过重新强调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治正统性？要理解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长征的历史。
1934年，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离开江西，进行战略转移。后来，中共将长征塑造成“北上抗日”的伟大远征，但最初的军事处境与后来形成的政治叙事，并不完全相同。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已经遭受重大损失。能够在西北站稳脚跟，除了自身的军事行动，也离不开陕北红军及当地革命根据地的接应。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后来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并向中央红军提供过重要援助，其中就包括广为流传的五千银元。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正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这就产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政治问题。
如果官方在长征90周年纪念中，特别突出陕甘根据地保存革命力量、接应中央红军的贡献，那么习仲勋那一代陕甘革命干部在中共党史中的地位，也可能随之提高。对习近平而言，这不仅是纪念父辈，更可能成为强化自身红色血统与政治合法性的一种历史叙事。但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最高领导人权力高度集中，真的能消除党内派系吗？
历史给出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个人权力已经达到极高程度，但林彪的军队系统、江青与张春桥等人的政治网络，以及周恩来协调的党政干部系统，仍然存在复杂的竞争。
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迅速采取行动，逮捕四人帮。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权威，并没有消除部属之间的利益冲突。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即使斯大林掌握高度集中的权力，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的政治网络，依然存在竞争。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这些原本都向他表示忠诚的高层人物，立即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
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又何尝没有类似的问题？
过去外界经常将中共高层分为团派、江派和习近平派。随着前两者受到削弱，似乎剩下的都是习近平的人，政治斗争就应该结束了。但习近平自己长期工作过的福建、浙江、上海，也形成不同的干部履历网络。这些人虽然都可能支持习近平，却未必在干部任用、资源分配和政策方向上拥有完全一致的利益。
近期黄奇帆受到调查的消息，也引发外界对中共不同政治与经济关系网络的讨论。
《华尔街日报》引用学者吴国光的分析，认为习近平如今面对的，可能不只是传统反对派系，还包括自己提拔的干部之间形成的不同小圈子。不过，黄奇帆曾在不同领导人手下工作，并不能直接证明他就是各派系之间的政治协调者。这种解释仍需要更多证据。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当所有人的政治前途都依赖最高领导人的信任，派系竞争未必会消失，反而可能转化为不同亲信网络之间的争夺。因此，长征90周年纪念值得观察的，不只是习近平如何讲述红军历史，更是他会如何运用这段历史，强调自己的政治正统性与党内权威。
历史可以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但它能否真正解决权力继承与内部竞争的问题，恐怕又是另一回事。
Joseph Cheung（ちょう•ヨセフ）/习仲勋没参加过长征；习近平也没必要通过纪念长征再特意强调他的红二代身份和政治地位。
高调纪念长征只意味着他将带领全党继续斗争直至取得他心目中的胜利。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文革前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尽管二人斗争的内容和形式会不同，但都是斗争。
来源：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