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共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據相關消息，北京計劃於10月22日舉行紀念大會，習近平將發表講話。
紀念長征本身並不奇怪。中共過去在長征70周年、80周年都舉行過重要活動。
但在中共軍方持續出現人事震蕩的背景下，今年的紀念活動，可能還有另一層政治意義：習近平是否準備透過重新強調陝甘革命根據地的歷史地位，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政治正統性？要理解這個問題，首先要回到長征的歷史。
1934年，中央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離開江西，進行戰略轉移。後來，中共將長征塑造成「北上抗日」的偉大遠征，但最初的軍事處境與後來形成的政治敘事，並不完全相同。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抵達陝北時，已經遭受重大損失。能夠在西北站穩腳跟，除了自身的軍事行動，也離不開陝北紅軍及當地革命根據地的接應。徐海東領導的紅二十五軍，後來與陝北紅軍合編為紅十五軍團，並向中央紅軍提供過重要援助，其中就包括廣為流傳的五千銀元。而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正是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重要創建者之一。這就產生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政治問題。
如果官方在長征90周年紀念中，特別突出陝甘根據地保存革命力量、接應中央紅軍的貢獻，那麼習仲勛那一代陝甘革命幹部在中共黨史中的地位，也可能隨之提高。對習近平而言，這不僅是紀念父輩，更可能成為強化自身紅色血統與政治合法性的一種歷史敘事。但這裏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最高領導人權力高度集中，真的能消除黨內派系嗎？
歷史給出的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個人權力已經達到極高程度，但林彪的軍隊系統、江青與張春橋等人的政治網路，以及周恩來協調的黨政幹部系統，仍然存在複雜的競爭。
1976年毛澤東去世后，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等人迅速採取行動，逮捕四人幫。最高領導人的個人權威，並沒有消除部屬之間的利益衝突。斯大林時代也是如此。即使斯大林掌握高度集中的權力，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等人的政治網路，依然存在競爭。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這些原本都向他表示忠誠的高層人物，立即展開激烈的權力鬥爭。
今天的習近平時代，又何嘗沒有類似的問題？
過去外界經常將中共高層分為團派、江派和習近平派。隨著前兩者受到削弱，似乎剩下的都是習近平的人，政治鬥爭就應該結束了。但習近平自己長期工作過的福建、浙江、上海，也形成不同的幹部履歷網路。這些人雖然都可能支持習近平，卻未必在幹部任用、資源分配和政策方向上擁有完全一致的利益。
近期黃奇帆受到調查的消息，也引發外界對中共不同政治與經濟關係網路的討論。
《華爾街日報》引用學者吳國光的分析，認為習近平如今面對的，可能不只是傳統反對派系，還包括自己提拔的幹部之間形成的不同小圈子。不過，黃奇帆曾在不同領導人手下工作，並不能直接證明他就是各派系之間的政治協調者。這種解釋仍需要更多證據。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當所有人的政治前途都依賴最高領導人的信任，派系競爭未必會消失，反而可能轉化為不同親信網路之間的爭奪。因此，長征90周年紀念值得觀察的，不只是習近平如何講述紅軍歷史，更是他會如何運用這段歷史，強調自己的政治正統性與黨內權威。
歷史可以成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但它能否真正解決權力繼承與內部競爭的問題，恐怕又是另一回事。
Joseph Cheung（ちょう•ヨセフ）/習仲勛沒參加過長征；習近平也沒必要通過紀念長征再特意強調他的紅二代身份和政治地位。
高調紀念長征只意味著他將帶領全黨繼續鬥爭直至取得他心目中的勝利。這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文革前重上井岡山的毛澤東。儘管二人鬥爭的內容和形式會不同，但都是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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