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本專欄的上篇文章《朱鎔基當年的「伯樂」居然是吳小暉的丈母娘鄧楠》中已經介紹了 日後成為「鄧小平理論的 重要組成部分」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口號，幕後炮製者正是吳小暉的岳母，完全退休后常常在親朋好友面前謙稱自己現在是「卓芮和小暉孩子的全職保姆」的中共前科協書記處第一書記、黨組書記鄧楠。
另外，外界也較少有人知道這位鄧楠事實上在鄧小平發動第二次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熟悉當年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所謂的 「皇甫平」事件，大致內容就是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前一年左右，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連續發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在「六四」鎮壓之後的一片肅殺氣氛中重提改革開放，鼓吹解放思想……
當時來自北京的消息說，「皇甫平」的文章發表之後，引起中共極左派人士的震怒，於是就派人追查其背後的「黑手」。 而這「黑手」正是鄧小平，具體指揮者則是鄧楠。鄧楠乘陪父親到上海過春節之機,先後數次找朱鎔基等人談話，定了「皇甫平」系列文章的調子,每篇稿子在發表之前都打成清樣送交鄧楠過目。後來鄧楠回到北京,上海市委就派專人送稿到北京。
「皇甫平」事件為鄧小平重新挑起一場改革旋風打響了第一槍。接下來的鄧小平南巡活動，實際上是由他的幾個子女具體策劃的，鄧楠更是在其中起了關鍵性作用。有人說，鄧朴方是鄧小平的腦，鄧榕是鄧小平的耳朵和嘴，而鄧楠則是鄧小平的手——鄧小平思想的具體執行者。
「六·四」以後，中共在意識形態界的左派們復辟之風甚囂塵上，反和平演變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當他們發現鄧小平那邊沒有什麼動靜時，竟變本加利，開始對鄧小平倡導的經濟改革政策發難,揚言對改革要問問姓「社」還是姓「資」，甚至公然在他們公開出版的理論雜誌《真理與追求》上批判「中國內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
面對這種形勢，鄧小平的幾個子女們大概感覺到左派們再繼續鬧下去，鄧小平的十年經濟改革的成果真有可能付之東流。於是，由鄧楠出面,以諮詢科技政策的名義組建了一個對外不公開的諮詢中心,辦公地點設在座落在北京建國門外的「長富宮」。
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至中共「十四大」召開之前的幾個月時間里,海外有政治評論界人士敏感地注意到,在北京理論界,尤其是經濟理論界人士的中,有兩位人士講話最無顧忌,他們在連續幾個月里的時間里,一再利用中共的對外宣傳報刊及海外記者的採訪機會大談十四大,不但敢談理論問題,而且敢談人事問題。他們是當時的中共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吳敬漣和原中宣部秘書長,時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童大林。而童氏是中共政壇內著名的「理論官」,思想頗為開明,即使在「六四」之後,仍然與一批「黨內自由化分子」保持較密切的關係。吳敬漣則是諮詢中心最為器重的著名市場派經濟理論專家。他的幾大弟子包括李劍閣、樓繼偉、周小川、郭樹清等日後的成就眾人皆知。
十四大還沒有召開的時候，吳敬漣就曾在國內經濟理論界小範圍聚會中興奮地說:十四大的理論突破就是首次使用並正確解釋了「市場經濟」的概念(十三大的提法是建立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吳本人反對商品經濟的提法)。
吳敬漣在中國大陸的外號是「吳市場」，如果沒有鄧楠當年向鄧小平引薦這位「吳市場」，就沒有十四大開始的全面邁向市場經濟的重大經濟變改革。不過呢，如今這位被譽為「良心經濟學家」的吳老先生不但再無可能被中共「新時期」的當權者一如既往地器重和尊重，甚至可能要被打入另冊了。
最近一段時間外界已經對吳敬璉先生「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晶元產業很危險」的說法多有報道。起因是吳老先生在清華大學的一個小範圍的學術會議上發言說：日 前美國商務部向中興集團發出禁止令，禁止美國公司向其出售設備，由此引發了輿論熱議，一時間大力發展晶元產業的觀點佔據各大媒體顯著位置。今年年初採取了很重大的行動來改變我們空氣污染的狀況，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所以在兩會期間最後作出了一個結論，就是雖然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在煤改氣什麼的這類問題上，但是終於迎來了藍天。但是沒有幾天，兩會還沒有開完又出現了嚴重污染，而且這次浪潮延續的比過去都要長，一直到昨天，都是在嚴重污染和中度污染擺動。這就說明有許多問題還要做深入的研究。
簡單的行政措施可能取得短期的效果，但是從長遠來說它的基本問題沒有解決，這個基本問題在哪裡？我的假說，就是增長方式、增長模式的問題，主要是靠資源投入，而不是靠效率提高。所以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要解決中國增長模式的轉變問題，而中國增長模式怎麼轉變呢？所要求的條件就很多，主要是制度上、政策上的條件，是我們需要在問題上做深入的研究。
接著就是貿易戰的問題，是中興事件的問題。這裏又牽扯到對外開放是不是要繼續，國內改革怎麼能夠更加深入，解決我們一些制度上的重大問題。但是從社會的反應來看，我倒不覺得像我們剛才一些發言人所說的，主要的問題是跟特朗普行政當局的爭論問題。對於我們一個中國人來說，主要的問題是這個爭論能不能促進我們自己的改革開放政策落實，從網上的反映看似乎有一種危險，這種危險就是由於這個爭論使得這種國家主義更加取得了優勢，就是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們的有關產業，比如說有一種口號叫做「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晶元產業」。
我自己曾經在信息諮詢機構裏面工作過，這個晶元問題其實政府是非常重視的，問題似乎並不在於給錢沒有給錢，三年前建立的半導體晶元基金規模是4000億，像清華大學紫光一個收購動作也是想在晶元發展上建立豐功偉績的，但是效果並不好，有許多深層問題需要進行討論，而我們這個研究中心正是肩負著這樣的責任。剛才有的發言者講的很對，我們作為一個研究者應該冷靜、科學、客觀的觀察，去找到問題的根本，提出確實有利於我們這個國家、有利於世界經濟發展的一些正確的對應策略。
吳老先生此言一出，就連中共在海外的喉舌也認為他觀點似乎已經與中共現政權所秉持理念背道而馳。 剛剛於4月23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再次強調加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的重要性。 此前一天習近平在全國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會議上才剛剛強調了「推動信息領域核心技術突破」。
過去幾年裡，對於吳敬璉是「洋奴」、「賣國賊」之類的抨擊從未停止，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教授周新城更是在中共黨媒《求是》刊文點名批評他是「赤裸裸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分子」。
日前，一篇指斥吳敬漣是賣國洋奴的大批判文章在中國大陸很有市場。該大批判文章中說：中興通訊是中國通訊產業的「龍頭老大」，可是其產品的核心部件——晶元，卻均來自於美國企業——高通，如今突然「斷糧」，無疑就是被人家掐了脖子，要了命!美國此舉早已不是什麼「商業行為」，其險惡用心，全在針對「中國製造2025」，目的就是要遏制中國創新科技的發展。
反面教員是最好的教師。這一事件驚醒許多人，但喚不醒裝睡的人。就在人們提出要自力更生，大力發展自己的晶元產業之際，「市場拜物教」的牧師——吳敬璉，又跳將出來，以「祖師爺」的口氣來「訓」人：「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晶元產業是危險的!」
完全不顧眼前嚴酷的事實，繼續鼓吹他的「市場萬能」論。認為「中興事件」不是市場不靈，而是中國人自己有問題……!一副赤裸裸的奴才相。明明是美國人搞霸權主義，在霸凌中國，在掐中國的脖子，卻偏要說這是中國人自己的錯!是中國「體制的改革」問題，是中國的體制沒有完全跟美國「接軌」，「應該重點破解」—-這裏，胡敬璉活像一名地攤上的劣質商品推銷員!他在聲嘶力竭地、大力推銷買辦文人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中的「洋奴哲學」。
文章中說：毛主席逝世后，有人非要崇洋迷外、崇尚「洋奴哲學」，推行「爬行主義」，主張「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機會主義方針。結果是：下馬已經通過試飛的國產大飛機，大量購買「波音」、「空客」，扼殺了自己的航空產業;拋棄「自力更生，立足於我」的方針，熱中於「引進」。「買人家先進的，自己造落後的」，使早年已不落後於人的電子行業，大大落在了人家的後面，且受制於人。這不能不說是「洋奴哲學」造成的苦果。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洋奴哲學」提出了尖銳的批判!對發展方針進行了撥亂反正。2014年5月23日，習總在上海視察中國商飛設計研發中心，登上自主研製的C919大型客機展示樣機，仔細了解我國國產大型客機試飛情況。他明確提出：「我們要做一個強國，就一定要把裝備製造業搞上去，把大飛機搞上去，起帶動作用、標誌性作用。」「過去有人說造不如買、買不如租，這個邏輯要倒過來」。這不能不說是對洋奴哲學的最鮮明、最尖銳的批判。
如上文章應該不會是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的命題之作，但其中內容迎合的絕對是習氏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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