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每日頭條

王五四:放到斯大林時代 郭德綱叫「笑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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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正自信、健康的社會,不僅要允許群眾發笑,還要創造條件讓群眾發笑,更要允許文藝工作者創造出讓群眾發笑的藝術作品。有時間多管管食品安全問題,把作品安全問題先放一放,不要把專業的事乾的很扯蛋,扯蛋的事乾的很專業,要允許紅太陽落下去,要允許微山湖和一起靜悄悄,更要允許們現場砸掛。

前陣子,郭德綱在武漢的演出中,即興把電影《鐵道游擊隊》里的歌詞」微山湖上靜悄悄」唱成」紫禁城中靜悄悄」,被群眾舉報,被武漢文旅立案調查。我覺得當下的群眾和相關部門的官員都太閑了,干正事的時候都很扯蛋,扯蛋的時候一本正經,實在不行還是弄些和五七幹校吧,把他們都送進去,參与勞動改造與思想教育,省得他們吃飽了撐的沒事幹,凈幹些荒唐可笑的事,還不如把這體力和精力放在勞動生產和經濟發展上,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新高潮。

我不是來批評什麼舉報文化的,我覺得這個現象也是有中國特色的歷史周期,我們這片土壤從不缺這種上綱上線小題大做甚至可以弄的你死我活的政治邏輯舉報文化,反正現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群眾無卵事可做,官員無鳥事可做,大家一起扯蛋玩唄。但,都要提升自己的舉報修養和文化水平。你們這次舉報郭德綱的行為,連上綱上線的底線都沒夠到,要向前輩們學習。

這部電影和這首歌當年也被舉報揭批過,站位高遠水平很高,《彈起我心愛的土琵琶》在當時被批為反動歌曲,因為第一句是「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被解讀為「別有用心」,將毛比作「快要落山的太陽」,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電影本身當年也被批判成大毒草,核心罪名是」寫游擊主義、不寫黨的領導」。所以,如果你們要弄,就往文革那個水準和方向發展,大家一起嗨。文藝工作者也要轉變思想,順應時代的逆流和泥石流,老郭下次還有機會演出的話,你就唱「西方的太陽就要落山了,總統府內靜悄悄…..」。你看看誰還敢弄你。

郭德綱改的這首所謂的紅歌,當年從政治邏輯上被判定為黑歌,而且黑的還是偉大領袖,後來被平反了,但也沒有哪條法律把它定義為紅歌,把它抬到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你們現在又想用生硬到連政治邏輯都算不上的邏輯套老郭的罪名,實在是有點沒見過世面,武漢文旅局既然已經立案,我建議你們調取現場錄像,老郭唱這段的時候,誰笑了,全部記錄在案,逐一審查。

看過《綉春刀2》嗎?有一個場景需要武漢文旅去琢磨學習,在的生辰宴上,錦衣衛沈煉的下屬殷澄喝醉了,口無遮攔地議論朝政、開了魏忠賢的玩笑。另一名錦衣衛總旗,面無表情地指著在場的人一個個地點過去:」你笑了」、」你笑了」、」你也笑了」。這短短几個字,把那個時代的恐怖肅殺氛圍拉滿了:在」莫談國事」的高壓環境下,」笑」竟然成了罪證。不管你剛才有沒有笑,只要他指認你笑了,你就脫不了干係。這是,更是制度土壤培育出來的人性之惡之花。

當謊話滿天飛的時候,笑料就遍地都是,笑話就蓬勃生長起來,而謊話的春天,就是笑話的寒冬,謊話大行其道的時候,是不允許有笑聲的。比如前蘇聯,它的政治笑話非常有名,蘇聯政治笑話的最根本土壤,是高壓政體下的言論管控。正因如此,笑話成為民眾在恐懼中宣洩情緒、暗中批評政權的少數安全途徑之一。壓制越深,人們通過幽默來緩解緊張、確認自我存在的需求就越強烈。但就算這看上去很安全的笑,人畜無害的笑,也是犯罪,在斯大林時代,據統計,1934年至1953年間,有近20萬人因講政治笑話而被定罪,被稱為「笑話犯」。

這些笑話並不是群眾胡編亂造出來的,而是源於現實生活的素材,官方宣傳構建了一套光輝的意識形態敘事——「共產主義光明未來」「五年計劃超額完成」「人民生活蒸蒸日上」。然而普通民眾日常面對的是物資短缺、排隊搶購、官僚主義和。這種宣傳與現實的巨大反差,天然地成為諷刺的絕佳素材。

政治笑話的風靡程度,也是隨著社會的管控力度而不斷變化的,在時期,笑話創作活躍,但講述風險極高,屬於」地下文學」。在赫魯曉夫時期,部分「笑話犯」獲釋,笑話傳播重新活躍。而在時期,達到鼎盛,經濟停滯和社會僵化催生了大量高質量笑話,很多經典的政治笑話都是說勃列日涅夫的。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隨著政治禁忌減少、言論開放,笑話反而失去了市場,逐漸衰落。

所以,可以總結出,一個可笑但不能笑的社會,高壓政治製造了需求,宣傳與現實的落差提供了素材,諷刺文化傳統賦予了形式,傳播網路保障了流通,而幽默的心理功能則使其成為民眾在壓抑環境中維持精神獨立的重要方式。它本質上是一種」弱者的武器」——無法公開反抗時,笑聲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抵抗。當春晚不好笑時,當相聲不好笑時,當脫口秀不好笑時,我們就失去了最後的力量,也就是我們自己的日子最好笑的時候。

最近網上流行一個話題,叫」讓全民純過日子」,具體內容是,「以後不哭了、不心裏有事了、不想深奧問題了、不鬧了不分析了、不塔羅牌了、不原生家庭了、不主體性了、不奧德賽時期了,以後純過日子了。」這是過日子,這也可以叫活著,將就而不是講究。甚至還有人總結,「讓人安慰的是,這個時代提供了能「讓全民純過日子」的前所未有的好環境:基建狂魔,高鐵速度,辦事效率,低廉物價,良好治安,綠水青山……不好好過日子,還想怎樣?」這聽著有點像勞改農場里有24小時熱水,一日三餐免費供應,晚上還可以集體看新聞聯播,你不安心改造思想,爭取早日重返社會,夫復何求?

這並不是什麼純過日子,這是惹不起我躲得起的日子,這是遠離傻逼的日子,這是行行行你說得都對的日子,這是我配不上這個盛世的日子,這是對未來不抱任何希望的日子,這是看不見未來的日子,這是活一天算一天的日子,這是你牛逼我退下的日子,這是度日如年的日子,這是放下諫言情節,尊重國家命運,增強身體素質,見證歷史規律的日子。

每當有重大自然災害社會災害時,都會出現一些徵兆,比如豬不吃食,比如老鼠過街,比如雞飛狗跳,比如錫進亂叫。胡錫進老師可以說是這個時代社會秩序的晴雨表,他是一本正經扯蛋的先驅,他是扯不動蛋時的潤滑劑,他擅長說兩種話,一種是謊話,一種是荒唐的話,而荒唐的話,我們可以稱之為可笑的謊話。謊言與荒唐言論盛行的時代,本質上是權力結構失衡、社會信任瓦解、信息生態惡化與人性弱點疊加的產物,這幾點也是我們當下要不斷面對謊話和荒唐言論的原因。

從歷史發展的長周期來看,謊言盛行的時代往往是舊秩序動搖而新秩序尚未建立的過渡期,要解決這一問題也很好辦,就是開放言路、增加透明度,認真傾聽並分析謠言、積極回應民眾訴求,而不是動不動就刪號封貼約談。謊言的終結,不在於更精巧的宣傳技術,而是靠人對真實的本能渴望和制度對真相的系統性保護,需要制度性地降低說真話的成本、提高說假話的代價,這既是政治文明的標尺,也是社會走向「真誠時代」的必由之路。

正如這幾天很多人都在懷念去世的朱,本質上懷念的是那個輿論環境相對寬鬆的年代,懷念那個人人都還是正常人,說話說的都是正常話的年代,懷念的是那個說真話不用害怕說假話夾著尾巴的日子,懷念的是可以說謊但沒有現在這麼大張旗鼓,可以荒誕但是沒有現在這麼官方帶頭和毫不遮掩的日子。

那些想純過日子的人,應該都是些沒什麼社會經驗的年輕人,我可以分享一些人生經驗給你們,你們覺得你們的純過日子人畜無害,但從蘇聯經驗來看,很有可能有一天會被定義為社會主義的蛀蟲,被送進勞改農場,甚至精神病院。蘇聯政治笑話是很可笑,但也很可怕,可怕的點在於,它們都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蘇聯的歷史經驗證明,把笑聲管控的太嚴格,並不能解決現實中的社會問題,反而會掩蓋矛盾,導致體制失去自我反思和自我糾錯的能力,最終走向僵化。政治笑話本質上是社會情緒的「晴雨表」和「安全閥」,一個真正自信、健康的社會,不僅要允許群眾發笑,還要創造條件讓群眾發笑,更要允許文藝工作者創造出讓群眾發笑的藝術作品。有時間多管管食品安全問題,把作品安全問題先放一放,不要把專業的事乾的很扯蛋,扯蛋的事乾的很專業,要允許紅太陽落下去,要允許微山湖和紫禁城一起靜悄悄,更要允許郭德綱們現場砸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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