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9日發布
二○一七年七月中旬以來，習近平異動頻頻引起中國觀察家高度關注，人們紛紛揣測這些事件背後的事實和意義。筆者認為，中國政局詭異微妙的情況下，人們需要更大的想像力，才能合理推測和揭示真相。為此，筆者冒昧估測：習近平正在全力粉碎十九大前反對者的政變。目前中國政治博弈表現出既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中國傳統的新格局，中國即將發生的變局也會循新的圖式演進。
七月中國政壇異動
二○一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專人赴重慶宣布，陳敏爾接任重慶市委書記，重慶各地洗刷原書記孫正才的印記，這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孫政才落馬。接著，坊間傳言，孫政才是七月十三日在北京開會時被約談，但官方遲遲沒有正式解釋；只有海外媒體傳播各種流言。除說孫有違背政治紀律、貪腐、男女關係問題之外，還傳言他的秘書、妻子和司機一同被扣押審查。二○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權威媒體新華社才發布一條簡短消息。顯然，這與過去先抓周圍人再充分造輿論最後水到渠成抓人立即宣布理由不同。筆者綜合上述反常跡象認為，孫政才是在京開會時與習近平發生衝突而臨時被抓，因此舉措倉促，且至今善後措施也沒完全到位。
孫政才被抓后，習近平立即召集一次高層會議。據報道，七月二十六日，中央為各省市領導舉辦一次規模少見的集體學習。與以往學習不同，學習地點沒有選擇黨校，而是軍隊絕對控制的京西賓館。與會者也不是什麼輪訓學習班，而是幾乎所有副國級以上領導人和各地重要官員，會上禁止參加者作任何記錄。會後，北京高層又故意通過各種渠道透出這次會議的一些信息，會議傳達孫政才的問題，重申嚴明政治紀律，十九大前最大政治就是警惕和防止野心家挑戰習核心。這不僅佐證孫政才的問題是一次挑戰習核心的突發事件，而且是習近平嚴厲宣布政治禁令。
這個詭異的高層會議剛完，七月三十日，習近平在內蒙古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一次閱兵。這次閱兵的總指揮不是朱日和訓練基地所在的北部戰區軍事長官，而是拱衛京都的中部戰區軍事首長。閱兵消息是閱兵前十幾個小時才發布，據直播閱兵的中央電視台報道，參加閱兵的部隊都是剛結束實戰演習的部隊；演習是各戰區的紅軍輪流對抗藍軍。從畫面看，參加閱兵的一萬兩千人的個頭和身段顯然不是一個建制中參差不齊的兵員。如果比較參加閱兵的將軍職位和口頭報告，並以將軍身高為參考，這次閱兵顯然是集中挑選的全軍精銳，很可能是全軍精銳全部集中於此。這次閱兵的唯一閱兵者是習近平，沒有其他常委，受閱官兵不再喊傳統稱呼首長，而是問候習近平「主席好」。還有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閱兵前，中央規格的文藝團體到基地慰問參閱官兵。顯然，這支軍隊在解散前直接效命習近平。
習近平正在彈壓政變
綜合三個異動，筆者認為，習近平剛剛粉碎一場未遂政變；或者正在彈壓一場預謀中的政變。聯想到此前習近平在二○一七年七月三日至八日曾外訪俄羅斯和德國，筆者估計，那些想在十九大前或十九大上挑戰習近平的力量開始行動，圖謀政變。孫政才在其中是重要角色。後來的高層會議和軍隊精銳集中，都是為了彈壓政變。
即使沒有這三個異動，中國政局的現實態勢也該出現推翻習近平的政變。習近平上台五年，先緊緊控制紀委─政法──軍隊系統，然後以反腐名義整肅黨內三十年形成的各個山頭，許多骨幹甚至被滅十族，初步確立了他在黨內的獨裁者地位。然而，由於中共人事基本格局仍然是江胡兩朝的布局，習近平還無法全面控制黨國，既有的權力也可能會得而復失，甚至被推翻。特別是經濟、宣傳和地方系統，他雖然可以暫時震懾穩住，但遠沒有納入自己的系統，一有風浪，他們會顛覆習近平。他需要在中共十九大上確立領導核心絕對多數，然後自上而下清洗所有異己，要確立習近平的絕對權威。過去四年多經驗使得其他力量也明白，一旦中共十九大后習近平成為絕對權威，他們會因貪腐而被滅十族。十九大前，他們必須拚死抵抗。這是政變發生的基本動因。
還有其他證據表明，習近平正在與政變苦鬥。目前，中國鋪天蓋地地造神習近平的個人權威，急速改寫人事提拔成規和其他中共官場的明規則和潛規則，反腐進入金融領域。這些都是本該在十九大之後做的事情，習近平不顧十九大前忙碌的時間表提前在十九大前做。表明這些領域出現足以威脅他統治的政變。即使這個政變還沒發生，也是蓄勢待機而發。
政局變遷路徑圖
筆者曾長期參与體察中國政局變遷的動力機制。到哥倫比亞大學后，主要研究各國政治轉型，以此分析中國政治轉型的演進格局。現代政治轉型的路徑是：大規模政治風潮破局結束舊政體──圓桌會議制憲建立新政體──大選行憲鞏固新政體。中國目前階段是如何破局。在哥大，筆者就知道，西方政治轉型的理論無法解釋中國政治轉型。迄今為止，西方的政治轉型都是探討非極權社會的政體民主化，在這些政體中，多元利益和多樣意見存在。轉型前，這些政體中統治集團內部有不同派系，社會有獨立的力量掌控著經濟資源、組織資源、軍事資源和制度化活動方式。這些國家有體制內促成轉型的勢力和方式，西方政體轉型理論無法解釋中國政體變化，中國與西方理論研究過的政體不同，在數千年大一統集權政治中，中國體制內沒有促成體制轉型的大規模組織化力量。在中共建政后，中國基本完成工業化和都市化。古代集權政治體制加國家掌控經濟資源、組織空間和信息渠道的極權體制，產生共產黨專制體制。在這個體制中，你看不到任何體制內變革力量可以生成和發展的空間。因此，西方觀察家普遍對今天的中國政治民主化沒有信心，因為統治集團和黨國機器中沒有變革的力量的規模存在和活動跡象。
近年來，筆者從中國兩千年古代中國改朝換代和現代革命的政治史中，找到理解中國政體變革的機制的線索，並以此探討未來變革的路徑。中國古代改朝換代的機制是：當朝廷堵死言路和滅絕異己后，體制內不再有啟動變革的組織化力量的空間；此時，江湖盜匪成了啟動變革的力量。中國兩千年變局，如果不是外部入侵，都是從盜匪造反起義打破專制統治的緊密控制。然後，有抱負的封疆大吏、地主豪強、朝官士子見機跟進，結束一個強大的暴政。中國辛亥革命的革命者也是與江湖會黨結合，才製造了一些震動朝野的事件。
中共建政以後，不僅是高度集權，而且將所有資源都國家化，現代國家組織加上工業革命后的技術，徹底消滅了江湖。這是中共統治比古代王朝統治穩定的主要原因。但改革后，中共嚴密極權統治出現了縫隙，出現獨立的經濟組織和資源。筆者近十年一直討論，民間群體事件風起雲湧早晚會釀出大規模政治風潮；風潮撕裂統治集團，然後啟動轉型。年初以來，海外「爆料」揭露中共高層腐敗，掀起輿論關注，這為黨內其他力量活躍提供機遇。筆者以為，開放將中國納入全球化，中國政治博弈的空間已經是整個世界。那些中共無力剿伐的西方就是古代的水泊山林。
動向2017.8